卡奈蒂与中国
——纪念艾利亚斯·卡奈蒂逝世一周年

李士勋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艾利亚斯·卡奈蒂(Elias Canetti)，在那个炎热的星期日的夜晚，悄悄的长眠了。他的死虽然并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他已进入九十高龄，但仍“象一部远未完结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样，使人感到忧郁。”随着他的逝世，“德语文学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穆西尔、恩斯特·布洛赫、约瑟夫·罗特、卡尔·克劳斯、托马斯·曼和艾利亚斯·卡奈蒂。”

那么，卡奈蒂怎样一位作家？他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一切被忘却的思想，都会在世界的另一头冒出来。——卡奈蒂

卡奈蒂及其作品

卡奈蒂，一九八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九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生于保加利亚多瑙河畔的小城鲁斯楚克。六岁时随父母移居英国，不久因父亲患心脏病瘁死，年轻的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小弟弟经德国、瑞士，移居奥地利。在以上诸国，卡奈蒂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并获博士学位。毕业后，隐居维也纳郊外，潜心文学创作。一年后，他将原计划的八部小说凝缩成一部，先取名为《康德引火》，出版前改为《迷惘》。五十年后，这部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给他带来了世界文学的最高奖。

然而，这位在二十五岁便奠定了一生成就的天才，从开始到被世界承认，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在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时，作为犹太人，他不得不走上流亡道路。因此，他的这部小说在德国除被托马斯·曼（他曾将这部书的手稿原封未动退回）定为一九三五年他读过的最好的两本小说之一外，几乎没来得及产生影响便消失了。英、美、法等国的翻译和评介，扩大了这部书的影响。一九四八年，德国虽然出版过这部书，但也未引起注意，直到一九六三年再版时，这部作品才正式回到德语国家里来。卡奈蒂一生著作甚丰，除小说外，主要作品为“扼时代咽喉”的政论巨著《群众与权力》，剧本《婚礼》，《决定死期的人们》，《虚荣的喜剧》等。从一九四二年起，他一直坚持不断地写格言与杂记，有《人的省份》，《钟的神秘心脏》和《苍蝇的苦难》等。三部自传《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目语》则显示了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叙述天才。还有杂文集《良心话》与游记等等。一九七二年，他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金。德国人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一个外国人，用他的著作达到了德语最简洁的程度”。

德国语言是故乡

卡奈蒂六岁之前，说的是西班牙语和保加利亚语，到英国之后学会了英语，八岁以后学会了德语。由于母亲对德语怀有深厚感情，他也把德语当成了自己的真正的母语。虽然他的英语也很好，一九三八年后，又定居英国获得英国国籍，但他一生坚持只用德语写作。他曾明确表示，德语才是他的故乡。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上述诸国舆论界均对他表示的格外亲近，也许这是他的一种委婉的回答。卡奈蒂的经历注定了他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他不属于某一国，他属于全世界。

读书种子系天生

早在他六七岁时，一般的儿童读物对他就已经不合适了。因此，母亲特意给他选购了斯文·海定的游记，《马可·波罗在中国》等著作。有的书，他能读上几十遍。有一次，当他详细对祖父讲述马可·波罗记述的有关中国的故事而遭到祖父的驯斥时，小小年纪，他获得的感受是，原来世界上有的人从未读过一本书。他读书真可谓如饥似渴，古希腊的哲学和中国先秦诸子的著作，更是他一生永不疲倦的研究对象。西方的和东方的文化在他的头脑中融汇贯通，这在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迷惘》中，即可得到证明。青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毕生探讨的主题之一：群众与权力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维也纳的示威群众，愤怒地烧毁了不公正的司法大厦。卡奈蒂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这一场群众运动，火与群众的强大威力，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这些特殊现象使他一时陷入迷惘并影响了他一生。他想深入探讨它们的本质及其作用。他博览群书，企图从欧洲的和亚洲的典籍中寻找证据。在《迷惘》一书中，他即已将他初步的研究成果表现出来。他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考察出火早已不仅被用来烧烤食物，而且被统治者用来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秦始皇的焚书是用于这种目的的典型例证。他在书中让主人公与自己的藏书室在烈火中同归于尽，则是用来说明：二十世纪脱离实际和缺乏权力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在这个时期，卡奈蒂已经发现了孟子关于群众的最精僻的定义：“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生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卡奈蒂发现这段论述后，几乎怀着“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般的兴奋心情，将它写入《迷惘》，并把孟子作为第一个中国哲人写进书中。后来，他在杂记中一再表示，西方从未有过一个哲学家象孟子那样精确地认识到群众的本质。

那么，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呢？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将主要精力全部用于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是真正的权力论专家。在对世界史料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之后，卡奈蒂完成了他的另一部巨著：《群众与权力》。他因此而成为当代最重要思想家之一。这部巨著还证明：卡奈蒂不仅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历史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对权力结构的本质所下的定义是：“权力则意味着让别人为自己去死。”细想想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难道他说得不是再精辟不过了吗？他不仅对权力的要求和专政的本质作出解释，他所做的努力是要象卡夫卡命令的那样，把自己从一切形式的权力中解放出来。

与死神势不两立

卡奈蒂童年失去父亲，从而与死神结为死敌。研究死亡的本质和诅咒死亡，也就成了他毕生研究的另一个主题。

卡奈蒂与同样是早年失去父亲的中国哲人孔子格外亲近，尤其赞赏孔子对待死亡的态度：“不知生，焉知死”。卡奈蒂说，在世界上如此众多的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人象孔子那样深刻的认识死亡的本质，更没有人说过那么精辟的话。

死的种类多种多样，卡奈蒂最不能容忍的是人对人类的屠杀，是战争。在历史上，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看到了太多太多人类的互相残杀。那些惨绝人寰的场面，促使他一再愤怒的呐喊：“我诅咒死亡。”

他肯定生命的意义，不相信灵魂转世说。他对佛教表示强烈不满，因为佛教放弃的太多，而且从来没有真正地研究过死亡，只是一味的用否定此生来达到对死的解脱。他更推崇道家学说，尤其赞赏庄子的彻底精神。他也从王充对死的论述中找到共识。同样，他也不赞成基督教把十字架即死亡放在世界的中心，而且不能对死作出正确的解释。卡奈蒂是一个无神论者。

对于他的死，他的一位朋友说，卡奈蒂在最后几个月十分活跃，当他进入九十高龄后，突然在睡梦中毫无痛苦地死去，仿佛是死神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以表示屈服似的。卡奈蒂死后被安葬在瑞士苏黎世公墓英国作家乔伊斯的身旁。

道家学说（Taoismus）是诗人的宗教

卡奈蒂在对世界思想史的深入探讨中，特别看重变化的学说，因而被称为变化的捍卫者。他把变化与权力联系起来。卡夫卡的《变形记》，使他觉得卡夫卡是一位最懂得变化与权力之关系的大师。在中国道家老、庄的学说中，卡奈蒂发现道家了解并肯定变化，比印度与欧洲人的认识高一筹。他赞成道家给予此生的长寿与不朽以最大价值，进而指出：“道家学说是诗人的宗教，即使他们并不了解它”。他还说，基督教的此岸与彼岸的说法是虚假的，而庄子的幻想中仍然有真实。

卡奈蒂回忆萧淑娴

卡奈蒂在他的著作中谈及中国和中国人的地方很多，表现了诗人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崇敬和热爱，其时间之久，只有古希腊和前苏格拉底学派可与之相比。先秦诸子的名字几乎都被提及。从他引用《诗经》、《聊斋》和《东周列国志》，可见他涉猎之广；从他对中国哲人学说的论述，可见他探讨之深；从他对参观中国出土文物后的感想和忧 虑，可见他对中国现状的关心。但是，他既未到过中国，也不会中文。他认识的中国人，在写到一九三七年母亲去世为止的三卷传记中，只提到一个中国人：淑娴。他热情地描述了这位端庄、秀丽、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中国女性，回忆了她一九三六年与二十年代欧洲十大指挥家之一赫尔曼·谢尔兴结为伉俪的浪漫故事。萧慕名从中国远涉重洋，来到比利时向谢学习指挥。当这位东方女才子身着旗袍，指挥欧洲人演奏莫扎特的交响曲时，谢尔兴被她的魅力彻底征服了。一年后，萧学成回国，从北京发出同意结婚的信息。谢接信后，立刻辞掉所有音乐会，电告好友卡奈蒂，请他帮助购买新衣并于某时某刻送往车站，他要马上去中国北京结婚。在北京停留一周，举行过婚礼后立即乘火车返欧。过了几个月，萧也来到欧洲。她们新婚后的几个月，便住在维也纳郊外卡奈蒂家中。萧淑娴不仅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她热情地介绍中国的音乐和诗歌，卡引述的《诗经》说不定就得益于萧的翻译呢。谢尔兴与穆西尔、卡奈蒂等人一起讨论办一个同时用四种语言出版的文艺刊物，谢说萧是积极的发起人，有许多设想。那次讨论虽没有结果，但由于谢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萧，所以，卡奈蒂最后说，关于那次讨论的回忆却应感谢萧淑娴。卡仍清楚的记得萧讲述日本侵华罪行时的情景。卡与萧相处时间不长，后来各自东西，失去了联系。卡流亡伦敦，萧五十年代初回国。半个世纪以后，当笔者一九九零年二月偶然从报上报道北京举办萧淑娴音乐会的消息中，发现并断定她就是卡奈蒂回忆录中提到的、本人已打听了三年的淑娴时，惊喜万分地通报了他们双方，希望在这俩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之间架一座长桥。他们双方都表示愿意见面。笔者将卡回忆她的章节译出寄给她，四月回京时又拜访了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她兴奋地说，夏天访欧时去苏黎世拜访卡，并让我现在先不要告诉他，到时候给他来个出乎意料之外。七月，萧到巴黎，然而，由于她寄给卡奈蒂的名信片没有写寄信人地址，卡无法回信，而萧还误以为卡有所不便，结果这次历史性的重逢便失之交臂，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不大不小的遗憾。

“一切文字中最奇妙的文字”和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据德国研究卡奈蒂的专家马丁·波拉赫教授说，卡奈蒂晚年很想到中国访问一次，以便亲眼看看这个在他想象中和书本中伴随自己一生的国度和那里的人民，尤其是当他亲手捧起自己的小说《迷惘》的中译本时，这种愿望就更迫切了。在一九八七年卡奈蒂给笔者的复信中，曾不无遗憾地写道：“从很早时候起，我就对一切与中国文化有关联的事物感兴趣了，但是我却从未认真地尝试过，去学会这种一切文字中最奇妙的文字。现在再学已经太晚了……。”八八年，本人曾向中国作家协会和社科院外文所转达了这一信息，但由于经费问题，作协和社科院外文所都未能发出邀请。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的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的政治事件，对他来说，比那位牧师说他前世曾经在中国生活过更令他扫兴。这和前边提到的遗憾相比，在卡奈蒂与中国的关系中，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