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北京纪念安娜·西格斯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信

弗郎克·瓦格纳
李士勋 译

亲爱的北京的朋友们！

为了纪念安娜·西格斯诞生一百周年并讨论她的著作，您们聚集一堂。我，并且也以柏林-美茵兹安娜·西格斯协会的名义——祝愿您们发表思想丰富的报告和令人激动的谈话。

您们将以这个讨论会结束这个纪念之年，今年纪念活动的高潮是11月19日前后在她的出生地美茵兹和她1947年流亡回归以后作为生活中心、直到1983年逝世于斯的柏林。她是这两个城市的荣誉公民。在美茵兹，无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乡村，到处都开展了纪念活动。我们协会的年会也是在美茵兹召开的。这次年会是从在美茵兹大教堂举行的朗诵会开始的，听众云集，足有上千人。在柏林，柏林-勃兰登堡州艺术科学院举行了“向安娜·西格斯致敬”的纪念会，彼特·黑尔特林，凯尔丝汀·亨塞尔，弗尔克·布劳恩和克里斯塔·沃尔夫在会上作了演讲。当天上午，我们来到朵萝苔城市公墓向她的墓碑献了花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城市远郊中学的两位女学生献上一支玫瑰，联邦议会的副议长裴特拉·布莱斯献上一束很大的鲜花。整整一年来，小型的报告会和讨论会始终未断，甚至连吕贝克－特拉菲敏德，莱比锡和波茨坦都举行了讨论会。

我本人也在柏林，波茨坦，莱比锡，不莱梅和奥德河畔的施威德市分别作了报告。

今年还举办了许多西格斯生平著作展览，其中有一个是西格斯的女儿办起来的。另外举办展览的城市还有柏林（在李希腾贝格区和特莱普托夫区市政厅），美茵兹，德累斯顿和其它德国城市以及墨西哥。那里也举行了学术讨论会。（我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件事，他们之所以搞这样的纪念活动，是因为安娜·西格斯从1941年到1947年在墨西哥渡过了她的流亡岁月并且写出了许多关于墨西哥的优美的小说，例如《真正的蓝色》。）那里的展览结束以后，接着将移到古巴继续展出。西格斯协会的会员和会友在法国沿着西格斯的足迹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旅行（西格斯的儿子皮埃尔·拉德瓦尼博士陪同了我们好几天）。在这次活动中，我们还与法国的西格斯研究专家们开了讨论会。会上的报告均发表在文学杂志“欧罗巴(europe)”上。我们还了解到，在英国和美国，也都有一些出版物。在德国和国际上其它地方举行的活动，我们可能没有接到通知。

我告诉您们这些，亲爱的朋友们，这样您们就可以有一个印象，已经有过哪些与安娜·西格斯有关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相当可观的。在1990年大概谁也不敢希望。那时候，与社会主义思想有关的任何正面的东西上面都覆盖着一个巨大的阴影。包括安娜·西格斯的著作和她本人。2000年证明了安娜·西格斯的著作仍生机盎然，人们认识了它们的伟大文学成就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予以承认了。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汉斯·迈耶尔在他的名为《巴贝尔塔。对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回忆》一书中称她为“我们这个世纪里德国最伟大的女小说家”。假如人们为了她的缘故而争论，这恰恰证明了她的生命力。

有生命力的是她的作品，因为很多人阅读（重读）它们。因为柏林建设出版社模范地关照了它们。该出版社从今年开始出版一套新的带有评注的西格斯著作版本（21卷），第一卷就是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美国的德国文学专家克里斯蒂娜·采尔·柔梅罗推出了她的《安娜·西格斯传》的第一部(1900－1947)。此外，今年还出版了一部西格斯1947年的书信集。我，露特·拉德瓦尼和吴尔苏拉·艾莫利希共同编辑的《安娜·西格斯画传》已经出了第二版。她的全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都有袖珍本出售。德国的中学——不是全部——在讲述《第七个十字架》和《死亡少女的远足》。后者已经由剧院和业余剧团搬上舞台。作家本人居住的柏林阿德勒斯霍夫区“安娜·西格斯中学”举行了一次节日晚会并且出版了一本特别的书（七至十三年级的学生们自己写的文章）献给安娜·西格斯诞生一百周年。西格斯的女儿露特·拉德瓦尼被许多地方请去作报告，回忆她的母亲。西格斯故居，现在是安娜·西格斯档案馆和纪念馆——我的朋友杜文棠和李士勋一起参观过——受到艺术科学院的关照并对外开放。安娜·西格斯基金会每年向一位德国作家和一位拉丁美洲作家发奖。安娜·西格斯协会——我是该会的常务理事——从1991年起就致力于纪念她和维护她的著作。我们每年出版一本非常漂亮的年鉴，名为“阿尔戈英雄之舟”，凡是缴纳会费的会员每人都免费得到一本。对于研究这位作家的科研人员来说，这本年鉴尤其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也孜孜不倦地促进人们在新形势下对这位世界著名作家的兴趣。在一个艺术品被当作商品利用的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变得愈来愈困难了。凡是不能带来好处的，“不赚钱的”，就是没有价值的。正因为如此，在东欧的先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现在也很少有人问津安娜·西格斯。为了文化的和人性的缘故，这是不能容忍的。可是，比如在法国却不一样。我刚才已经谈到我们与法国文学研究传家们的聚会和“欧罗巴”杂志。在开会的大厅里摆了一张桌子临时售书。除了德文版的西格斯著作之外，那儿摆着五本新的法文的西格斯专著。

九十年代，对我来说，在西格斯研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我可以没有任何困难地与全世界的同事联络。没有海关人员或者书报检查官规定我可以阅读什么。而且，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同事们提出了很多令人兴奋的问题。对于传记研究家们来说，在档案馆里总是可以找到新的文献。她的生活比我们迄今为止所了解的要困难得多，充满了更多的矛盾，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政治生活。对她的著作的研究也指向了更深刻的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什么东西使她的诗作具有持久的价值；安娜·西格斯的作品现在在告诉我们什么？

我相信，亲爱的朋友们，您们也在怀着同情心试图仔细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人虽然在这里，心已经到了您们那儿，我们将十分乐意，不久能获悉您们都谈了些什么。通过您们的讨论会也完成了一个圆，这个圆包括了诗的世界内涵和她对世界的影响：安娜·西格斯很早就转向了中国的艺术和历史。她和胡兰畦一起完成了“五月一日。杨树浦”的报告小说并且和她一起写出了经典的寓言：“负重者”。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伙伴们》一书中，有一条中国的情节线，这条线从柏林一直拉到中国。在她的时代小说《死者青春长在》和一些短篇小说中，中国是故事发生的地点。1951年，她随代表团在您们那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国庆节观礼并且访问了北京大学。

她曾经和郭沫若一起被授予斯大林（后来改为列宁）和平奖金。她还为雕塑家古斯塔夫·赛次的漂亮的（中国）速写集撰写了前言《实现》。这里，她到达了自己生命之旅的最东部，就象墨西哥是她生命之旅的最西部那样。她的关于人类的想象在这里得到了新的轮廓，和平的愿望，在她心中是那样强烈，她发现在世界各大洲都存在。她的书有许多已经译成中文，最新的有李士勋翻译的《第七个十字架》。他也翻译了《安娜·西格斯画传》，可惜，至今还没有找到一家出版社。在1984/85年，我在北京大学和几位研究生一起，曾经在中国寻找过西格斯的足迹。我想补充一句，我的妻子和我在那里也找到了心中挚爱的同事和好朋友。

现在，如果您们在思考她的放眼世界并为我们争取国际大团结的作品，那么您们也就把自己列入这个世界范围的圈子之中了，这个圈子在即将走向岁末的时候，从安娜·西格斯的作品里获得精神上的推动，加强了人道主义的信念并从她的作品中汲取了伟大的艺术享受。

我，同时也以柏林-美茵兹安娜·西格斯协会的名义，祝您们成功！

2000年12月15日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