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传奇女杰——胡兰畦
——对安娜·西格斯保存的一张照片的说明

杜文棠

1993年10月，我在柏林弗朗克·瓦格纳教授家中看到安娜·西格斯保存的一张照片，背面有赠送者的汉语签名：胡兰畦。照片上的中国妇女正是胡兰畦。这张因年久而发黄的照片不仅说明了西格斯和胡兰畦的友谊，也是研究胡兰畦的珍贵实物。

中国的德语文学界知道西格斯在青年时代曾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她的《第七个十字架》和《死者青春常在》等著作在五十年代早已译成汉语出版，她是中国知识界、尤其是中国青年熟悉和热爱的德国作家，中国的著名作家郭沫若、冯至等人对她有很高的评价。然而，西格斯和中国作家、女革命家胡兰畦曾经有过个人间直接的友好交往，则鲜为人知。

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不正常情况，并非由于学者们的疏忽，主要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客观原因造成的。

1949年以后的中国青年很少有人知道胡兰畦的名字，中国史学界有关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著述中，也无人提及她，整个二十、三十年代在德国的中国人的活动，在研究中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胡兰畦的一生毁誉交加，浮沉无定，充满传奇色彩。她在三、四十年代曾是一位声名赫赫、叱咤风云的女杰，但在解放后不久，便象一颗耀眼的流星倏而从天幕上消失了。她于五十年代起开始“受难”，被人从政治上“打入冷宫”，文革期间受尽了江青集团的凌辱和折磨，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她才重见天日。

胡兰畦生于1901年，至今仍生活在出生地四川成都。她在青年时代受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的思想影响，强烈向往民主、自由，在恽代英的直接指引下，于1922年在成都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读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最早的中译本，并开始参加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反封建斗争的一员猛将。

1926年，她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广州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结识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

何香凝与孙夫人宋庆龄对胡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称得上是她的引路人和保护神。1926年秋，在北伐战争（Nordfeldzug）高潮中，胡兰畦离开以何香凝为部长的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前线，进入中央军校。军校校长为蒋介石，实际主持人为左派领袖邓演达。由法国归国的陈毅任中共党委书记（身份不公开）。胡兰畦和陈毅为同乡好友。这就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并酷爱吟诗作赋的陈毅。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左派领袖不愿与新军阀同流合污，愤然辞职，相继出国。何香凝，宋庆龄，邓演达等当时都生活在柏林。胡兰畦被蒋介石通缉，在国内难以存身，遂于1929年12月赴德留学，入柏林大学德文班。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后为中共领导人）当时在汉堡留学。经廖承志和石厚生（即后来的著名作家，教育家成仿吾）介绍，胡兰畦于1930年10月加入中共，正式名称为：“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该支部的成员有成仿吾和章欣（即后来的驻美大使章文晋）等人。柏林组的刊物为《赤光》。

1931年，胡兰畦陪同宋庆龄回国参加宋母葬礼。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现为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继续学习。

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有王炳南（解放后任对外友协会长）和江隆基（解放后任北大副校长，兰州大学校长），程琪英（解放后任北大德语教师）和刘思慕（解放后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等人。盟刊为《反帝》。

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德共国会议员玛丽亚·爱塞，二人从此结识。会后，胡被德国警察拘捕，次日被宣布“驱逐出境”。由于爱塞和克拉拉·蔡特金以议员身份出面担保，胡兰畦才得以暂留德国。

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受中国大使馆控制，他们力图把抗日救国纳入拥蒋反共的轨道。其中的共产党成员，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明、康生等人的影响，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理解不够，以极左的宗派情绪对待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散布流言蜚语。胡兰畦也受到猜忌，并被少数人以极其草率的口头表决方式“开除出 党”。

胡兰畦上诉莫斯科。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在托堡和闵岑贝格的帮助下，德共为胡兰畦恢复了党籍。

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工作人员费茨·新田合作，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入女牢。由于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胡才于三个月后获释。不久再度被驱逐出境。

离开德国以后，胡兰畦迫于生计，在巴黎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回忆录片断《在德国女牢中》，陆续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胡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四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注意和普遍赞扬。

在巴黎期间，胡兰畦仍继续进行反法西斯宣传，法国当局要求她“限期离境”，她只好继续踏上流亡之路，取道英国，准备回中国参加抗日斗争。此时，她收到中共驻苏代表肖三（著名诗人，中共文艺界领导人）转来的邀请函，赴苏出席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在会上，她结识了高尔基、日丹诺夫、布哈林、西蒙诺夫和莫洛托夫等领导人，成了高尔基的贵宾。会后，胡留在苏联。不久，高尔基病故，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执绋送葬。

1935年，胡兰畦受中共在苏联的代表王明、康生的委托，前往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 1936年，她在把已发表的回忆录加以扩充，在上海的《妇女生活》杂志上连载，后由张仲实（著名理论家，出版家）主持的生活书店以单行本出版，半年之内再版三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兰畦受宋庆龄、何香凝和李济深委托，率领妇女工作团在各战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和战地救护工作，1939年被任命为少将指导员。

1949年初，胡兰畦以惊人的胆略，置生死于度外，只身穿越火线，成功地完成李济深交给她的任务，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胡奉命赴上海参加迎接解放的工作。

1949年以后，她处境困难。著名文学家阳翰笙说：胡兰畦“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倍受折磨，直到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才重见光明。”历史激流终于冲掉了将她深深掩埋的灰尘污垢，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反法西斯战士、革命作家、真理卫士的本来面目。胡兰畦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不顾年迈和体弱多病，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上下两卷《胡兰畦回忆录》，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向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珍贵资料。

总起来看，胡兰畦的一生波澜起伏，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英勇无畏，殚精竭虑，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解放作出了卓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胡兰畦在柏林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恰逢历史的转折关头，因而在她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柏林的生活和反法西斯斗争，使她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人物。胡同德国各界人士，从蔡特金到普通工人新田，有着广泛的接触。同时，她作为一个反法西斯战士、青年作家与当时也是青年作家和反法西斯战士的安娜·西格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顺便指出，安娜·西格斯的作品在中国拥有众多的“知音”，她的代表作《第七个十字架》曾经启发、教育、帮助和鼓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革命者同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笔者本人就曾在极左思潮泛滥、“四人帮”肆虐的漫漫长夜里，象格奥尔格·海斯勒那样，在内心向华劳请教，从而获得坚持斗争的力量和智慧。许多中国读者把《第七个十字架》一书当作认识德国真实情况的教材，识别法西斯制度的经典参考书，人们把安娜·西格斯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当成照穿重重迷雾的不熄的智慧明灯。

我还想在这里向尊敬的朋友弗朗克·瓦格纳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他作为专家曾在北京大学培养过学生和青年教师，也曾向中国研究机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过精彩的学术报告，帮助我们了解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也正由于他，我才有幸看到安娜·西格斯珍藏的与胡兰畦在一起的照片。他还按排我同青年朋友李士勋一起与安娜·西格斯的女儿露特·拉德瓦尼亲切会晤，然后又陪我们参观了西格斯故居及西格斯的墓地。正是由于瓦格纳教授的启发和鼓励，我和我的朋友们才决定出版西格斯著作的更好的译本、瓦格纳教授写的《西格斯评传》、他与露特·拉德瓦尼等人编辑出版的《安娜·西格斯画传》和以“西格斯与中国”为总标题的系列研究著作。

编后记：安娜·西格斯与胡兰畦之间的亲密友谊，可以说是中德关系史上的的一段佳话，至于它的始末，正是目前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本刊第二期介绍了迄今掌握的一点点资料。

我们知道安娜·西格斯一家1930年从美茵兹迁往柏林采棱多尔夫菲石塔尔，一张兰畦与安娜·西格斯的女儿露特及邻家女孩在一起的照片就是1932年在这里拍摄的。她们经常在一起，直到西格斯1933年逃亡和兰畦被关进德国女牢。

1932年，安娜和兰畦一起创作短篇小说《五月一日：杨树浦》，发表在当年五月一日的《红旗》上。现在，我们不知道她们是从何时起、经何人介绍相识的。在《实现》一文中，安娜·西格斯写道：“我们在德国也结识了一些年轻的中国人。蒋介石南下，用叛变与恐怖回答了热烈的欢迎。……他们逃脱了死亡。为了能安心学习，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当我在北京或上海的大街上行走时，我常想，在这稠密的人群中，也许我会认出一个当年的朋友的面孔……。”这是她1951年参加我国国庆观礼并到上海南京等地参观回国后，为画家赛茨的中国速写集写的导言中的话。在去北京途中，安娜·西格斯碰到诗人冯至，立即向他打听胡兰畦。在京期间她见到了兰畦。大概由于老朋友相见心切，兰畦忘了事先要请示领导批准，致使她与女翻译事后都挨了批评。是否由于这个缘故，使安娜对这个期待已久的会晤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而只是回国后对家人作了激动的描述？我希望在胡兰畦的回忆录中或在采访她本人时能得到答案。同时，我也希望此文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并帮助提供您所知道和发现的任何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