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个十字架》德文新版后记

桑雅·希尔岑格
李士勋 译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所遭遇的了。”——安娜·西格斯就是用这句话把她的读者吸引到囚犯格奥尔格·海斯勒的极其惊险的逃亡故事之中，而她把自己的读者放开则是用这样一段话：“我们都感到，这外部的权力真是无孔不入，他们能够那么深、那么可怕地钻入人的内心最深处，然而我们也感到，在人们的内心最深处，还是有某种东西能够经受得住任何攻击，是任何势力也伤害不了的。”这部小说，自从它于流亡中第一次出版以来，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作为人民阵线必要性的辩护词，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一部编年史的组成部分和作为出自希特勒德国的一部祖国小说（弗朗克·本泽勒），都一点儿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影响和魅力。

安娜·西格斯在1933年初便不得不离开德国，那以后——她例外地经过短暂的奥地利、比利时和西班牙之行——流亡到法国并在那里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她怎么可能在其内容产生于1937年至1939年的小说中，勾画出那样一幅精确而又真实的人的图画，并塑造出纳粹德国的那些事件呢？毫无疑问，没有对发生在德国的事件的精确认识，没有运用信息和关于“红色援助阵线”及流亡中的德共其他组织所占有的的文件资料，没有同一些越狱者进行谈话，没有象汉斯·白姆勒，格哈德·塞格尔，维利·布莱德尔，沃尔夫岗·郎霍夫等人写的一些报道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的小册子，《第七个十字架》的产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没有女作家的某些写作经验，这部小说同样是令人不能想象的；她是在莱茵河畔的美茵兹市长大的，在《第七个十字架》中，她为自己的莱茵—黑森州的故乡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一方面是帝国与世界大战的危机，1918年革命的夭折以及魏玛共和国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俄国十月革命唤起并日益接近的希望——这便是安娜·西格斯早期文学创作道路的两极。作为女作家和女共产党员，她在寻找与其政治态度相适应的文学主题和形式。两者她都找到了——同时用它们建立了自己创作的特殊结构——首先是直接地分析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对于叙事形象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分析要从失败的地位出发，并为新的开始找出方向，换言之，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试图解释什么是胜利的阻力；此外，安娜·西格斯想通过具体社会关系里具体人的前途来塑造这个方向。这种从失败地位出发的思考使那些力量获得了自由，我们应当把她对法西斯的日常生活所进行的明确而令人信服的分析和她在早期的及其流亡年代里的散文中怀着热情塑造的关于人的坚不可摧性的幻想，归功于那些力量。

这种从失败的地位出发写作的一个最初的印记，我们可以在她1928年发表的获得克莱斯特奖金的短篇小说《圣巴巴拉的渔民起义》中找到。为了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虽然被镇压下去了，损失惨重，但是渔民们从失败中学到并保持了重新进行斗争的经验。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伙伴》，它于1932年十月刚好能在纳粹上台之前不久出版，把起义的主题历史地和具体地纳入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之中，同时试图与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激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展开了早期的和基本的争论。西格斯把1919年至1930年之间匈牙利、波兰、意大利、保加利亚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及反革命胜利的经验，浓缩为一种历史在起作用的模型。当然这种简化造成了片面性和模糊不清，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人物塑造中：屹立在人物形象中心的，是不同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先锋，那些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男人）被严格地降低到作为遵守纪律和禁欲的战士这样的位置。使他们产生希望和恐惧的是什么，使他们能那样遵守纪律、那样团结的又是什么，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梦想以及他们的个性，这些东西都没有得到适当的空间。然而，这期间，西格斯却抓住了反革命的重要统治工具，指出了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分析了他们不久以后为什么会在德国变得非常冷酷无情、实实在在：工人运动全部被摧毁，野蛮的恐怖从肉体上消灭了政治敌对分子并摧毁了议会民主。

为了能够历史地把崭新的经验用小说表现出来，西格斯在寻找新的叙事结构，以便能够恰当地表现已经改变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她从德布林到多斯·帕索斯的现代国际小说艺术中，找到了这种形式：时代的回顾、同时讲述和蒙太奇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在《伙伴》这部小说中，已经实验性地表现出来了。安娜·西格斯在流亡法国期间所写的东西，表现的是对德国和奥地利工人阶级失败的深刻印象。西格斯从在《伙伴》一书中描写具有先锋形象的共产党干部，回到描写资产阶级阶层，并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魏玛共和国的最后阶段联系起来，同时也回到被失业和危机情绪破坏了的煤矿工人的生活环境中来。于是就产生了小说《人头悬赏》（1933）、《拯救》（1937）。在报告短篇小说集《科罗曼·瓦利施的末路》（1934）和《二月之路》（1935）这部长篇小说中，西格斯首先分析了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探讨了1934年初奥地利保卫同盟反对教会法西斯主义的德尔弗斯政府起义的失败。

正如在《伙伴》、《人头悬赏》和后来在《第七个十字架》中那样，西格斯在《二月之路》中，同样是把断面作为叙事的结构原则。然而，这种原则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这种叙述原则在1932年的小说中开始于说明性的和号召性的意图，那么，它在《二月之路》中就被深化了和相应地发展了，因此，一种对实际的、复杂的和矛盾的生活进行丰富的分析就变得可能了。这种包容量更大的对现实的分析方法给予艺术家的好处直接地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日常生活，人的梦想和渴望以及他们的局限和弱点，现在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们的态度不一定再从预先设定的特征或者仅仅是从人的社会义务来加以解释，而是女作家在讲述人，这些人虽然都打上了具体的、阶级地位决定其状况的烙印，但是他们也都还有作出决断并用以延长其可能性的自由。与这种辩证的和显而易见的人物塑造相适应的是变化了的情节结构。通过一定的事件和经验，人发生了变化：他们能够经受考验，他们也可以拒绝——而这种变化的尺度则是在决断中所赢得的人的尊严。

当安娜·西格斯1937年开始写作《第七个十字架》的时候，她就已经能够将这种试验过的叙事的和分析的处理方法信手拈来了。在这里她讲述了集中营囚犯格奥尔格·海斯勒越狱的故事，查明了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借以表现一个国家的全部真实和阶级结构，同时也把人放在地方的和历史的传统中，这样一来，“人民”这个词汇既作为生动的、同时又作为受到败坏的集体被表现了出来。正如在奥地利小说《二月之路》中那样，《第七个十字架》中的人也将通过他们与逃犯的邂遘相逢被逼入一种不得不作出决定的境况之中，在这种境况中，他们的真正的价值及其人的内核便被揭示出来：他们的心变得温和了。

在《第七个十字架》中——在女作家流亡中创作的其它德国小说中也一样——，客观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进程被把握住了，不过对于西格斯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文献的罗列和从“反映”的意义上对现实的事件或者现实的结构作前台的现实主义的描写，而在于从她的更一目了然的兴趣出发，去改变和浓缩社会的真实。这部小说之所以被称之为艺术品，是因为它没有提供直接的有关情节发展的说明，没有“样板”，而是向读者揭示他们作出决定时的境况。作出决断的先决条件，则是一种向整个人提出挑战的认识能力。小说的“艺术”不仅仅在于分析和说明，而在于渗入人的内心世界，即“感觉的空间”（西格斯语），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们的煽动性的宣传来说，这个空间是不应该存在的，正如安娜·西格斯本人在她的《祖国之恋》那篇讲话中所说明的那样。奥地利小说的题词——它的意义可能同样适用于《第七个十字架》——也阐明了这个处理方法：“在这部书中，奥地利的事件被用小说的形式塑造了出来。有些事件被压缩了；人们也找不 到那些人物和街道的名称。然而，人们的行为则被原封不动地表现了出来，这些行为证明了他们的本质和事件的法则。”

安娜·西格斯在写作《第七个十字架》期间写给格奥尔格·卢卡契的信，向我们说明了安娜·西格斯对与时代和自己的经验相适应的“现实主义”的理解：“是指向那个时代的最容易达到的和最大可能的现实。”这里，安娜·西格斯拒绝遵循标准的现实主义概念和文艺理论的设计如反映、整体、正面英雄，以及柏林时期她的老师和朋友们遵循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模范特征的那种现实主义概念。借助于她和时代相连的、坦诚的、但同时又是一贯对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具有党性的想象，西格斯是能够胜任永不完结的历史进程的。除了问题之外，对她来说，在艺术里或者用艺术表明立场是必然的：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强有力的，多种多样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艺术，凡是有资格称之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和作家的人统统应该参与。通过关于现实主义方法的争论，这种艺术是不会被限制住的，或者说是不可阻挡的。

从流亡法国最初两年发表的几篇对当代大事件作出反映的时事评论和文艺性的文章——例如《主祷文》、《一位“元首”和一位领袖》与《祖国之恋》，或者对在西班牙牺牲的共产党帝国议会议员汉斯·白姆勒的悼词——这种足迹一直延续到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最重要的也许是，安娜·西格斯赋予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用军队和武器支持的弗朗哥将军领导的政变分子的斗争以意义。如果说格奥尔格·海斯勒越狱开始时纯粹是为了活命而斗争，那么认识到自己被拯救的生命在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中的意义，那就是他本人发生了变化的结果。在他和那些给予他各种各样帮助的人之间，存在着一张看不见的联系线索织成的网。通过这张网，逃犯与帮助者双方都才有可能发展他们的人性的一面，在这里，也就是发展他们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

逃犯格奥尔格与屠龙英雄同名也许绝非偶然。直到最后，一直空着的第七个十字架，使人想起基督的受难，但同时又驳斥这种想法。它不是象征殉难者的忍耐，而是象征着独立的和勇敢的行动，为了能够成功，这就需要别人的富有团结精神的支持。在海斯勒七天的逃亡中，华劳的受难史被作为一个重新解释的创世纪的故事放到了一边：格奥尔格·海斯勒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其他人的帮助，完善成为一个新人，他的生命获得了新的意义。

当安娜·西格斯结束这部小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在冒险的道路上，女作家成功地流亡到墨西哥，而这部小说的手稿及其副本的漂泊一点儿也不亚于作者本人的历险。手稿副本中的一份辗转寄到了美国，1942年，这部小说首先在那里用英文出版，那之后不久，在墨西哥的埃尔·利布罗·利布莱（El Libro Libre自由书）流亡出版社出了德文版。《第七个十字架》成了一部畅销书，还在它的德国读者能够得到它之前，其素材就被改编成连环画集（1942）并被奥地利流亡者弗里德·齐内曼于梅特罗·高尔德文·迈耶尔（1944）制片公司拍成电影，很受欢迎。这部小说的接受史——1947年，安娜·西格斯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毕希纳奖金——是复杂的和矛盾的。西格斯本人在后来的三个短篇《终点》、《破坏者》和《玛格蕾特·沃尔夫的四十年》中继续发展了《第七个十字架》里的几个人物的生活道路。

只要有人阅读她的这部关于一个集中营囚犯从纳粹德国成功逃亡的小说并密切注意其决断时的境况，在那些决断的时刻，人性或者得以保存，或者被抛弃，那么，安娜·西格斯在法国流亡期间写这部小说时曾经有过的那样一种可怕的经验，“……如果在两代人之间划出一个真空地带，那么，老一代人的经验就再也不能穿透它了”，就将被否定。

199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