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个十字架》中译本后记

李士勋

经过一年的劳作，在圣灵降临节到来的夜里，我完成了安娜·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的新译本，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轻松。

三十二年前，也就是1964年进大学学习德语的那一年，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部德国的长篇小说。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在北京出版的由德语界老前辈尚松，赵全章和赵荣普三人合译的版本。那时候年轻，干什么事都凭兴趣。看了几页，觉得没有吸引力，便把它与那时出版的另外几部德国小说一样，都扔到一边去了。十年动乱，下农场，去兵团，后来被调回北京工作，甚至连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做了《世界文学》杂志的编辑，也都没有萌发重读《第七个十字架》的愿望。七十年代末，在我国重新介绍外国文学的潮流中，前民主德国的作品也被提到日程，我奉命编辑过一组前民主德国的作品，并写了编者按语，这才重新接触安娜·西格斯及其作品。1983年6月1日西格斯逝世，我写过一篇报道。可是，使我真正深入安娜·西格斯的一生、深深敬仰这位老作家并全力以赴翻译她的作品，却又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那是1993年10月，我的德语老师杜文堂教授来德国访问，我陪同他到柏林拜访他的老朋友弗朗克·瓦格纳教授。那天，主人拿出一张发黄的照片，问我们是否了解照片上与安娜·西格斯在一起的中国女人。杜老师看到照片背面写着“赠给安娜，胡兰畦”的署名字，说知道这个人，还在，好象生活在成都，但对她的经历，也不大清楚，答应回去写一篇介绍胡兰畦的文章。

瓦格纳教授是已经退休的洪堡大学日尔曼语言文学教授，研究安娜·西格斯的专家，当时正在审阅他与安娜·西格斯的女儿露特·拉德瓦尼一同编辑的《安娜·西格斯画传》的校样。这幅照片被收入这本画传之中，可以说是安娜·西格斯与中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证明。接着，我们谈到安娜·西格斯的作品在中国翻译的情况，杜老师认为尚不尽人意，尤其是《第七个十字架》，虽然已经有了一个译本，但早就应该有新的译本。译文的质量关系到作品的传播。我谈到当时在大学里没有读完《第七个十字架》的事。这个事实说明，译文给读者的第一个印象对于原著和作者来说，会产生致命性的影响。我们表示，愿意一同来重译《第七个十字架》这部世界名著。

翌年6月8日，杜老师寄来了介绍胡兰畦的文章，我口述翻译了该文，胡兰畦的经历引起瓦格纳教授夫妇极大兴趣。那时，《安娜·西格斯画传》刚好出版。我正准备回国，表示愿意借此机会去四川拜访胡兰畦。瓦格纳教授委托我问候胡兰畦，给她带一本《画传》并在扉页上题了词，向胡兰畦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1994年9月初，我见到了久卧病榻的胡兰畦老人。然后，我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商定出版《安娜·西格斯画传》和重译《第七个十字架》两本书的事。回德后，我在安娜·西格斯故居介绍了胡兰畦，引起热烈的反响。接着我又与德国建设出版社联系，帮助四川人民出版社签订了版权合同并签订了翻译合同。德国建设出版社还帮助四川人民出版社申请资助。但是，由于德国文化交流协会拒绝了申请，所以原定在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出版《画传》的计划没能如期实现，当然第二部书《第七个十字架》的出版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推迟了。96年1月，我回京时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倪进云女士联系，她代表出版社表示，在搞不到资助的情况下，同意我找别的出版社。

尽管如此，我还是按原计划继续翻译并完成了《第七个十字架》的新译本。我想，这两年的劳动岂能白费。只要下够功夫，迟早会有出版社接受的。旧译本印数不多，三十多年也没有再版。在当今世界上，这部小说尤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所以，无论花多少精力奉献给这个新译本都是值得的。

现在，时间的压力没有了，我就可以更从容地斟酌字句，锤炼文字，使之更准确、更流畅、更接近原文风格。我认为，这三个词比过去崇尚的翻译所遵守的标准“信、达、雅”三个字更科学，因为光“信”和“达”是不够的，“雅”则不全面。原文不雅的文字，译文太雅则不信也不达。译文虽信达但不流畅，读者仍然会不留情面地拒绝阅读，说明译者掌握和运用母语的水平亟待提高。原文的风格应当尽可能地予以保持，因为完全保持原文风格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尽量接近原文风格。

这里，我要特别向瓦格纳教授和安娜·西格斯协会全体会员表示感谢！瓦格纳教授不仅一再不厌其烦地解答我在原文理解上的问题，而且在生活上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我的生活陷入困境，翻译工作面临中断的威胁时，他亲自找安娜·西格斯协会主席商量，决定从协会微薄的会员费中支出2000马克，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使我非常感动。

我还想提及的是：在翻译《安娜·西格斯画传》和《第七个十字架》两本书的过程中，我被这位女作家的真诚和她对人民、对生活的挚爱深深地感动着。两年来，我和安娜·西格斯的作品朝夕相处，深切地感受到安娜·西格斯的爱和憎，喜与怒。有时候我和她一起开怀大笑，有时候和她一起泪如泉涌。这两者相比，前者少而后者多。我相信，她在写到那些地方时，也一定是：或者笑出声来，或者泪流满面，不能自已。每当译到她特别动情的地方，我也禁不住推开键盘，起立徘徊，然后，用冷水洗去脸上的泪痕。

战后，由于德国的分裂和两个阵营的冷战，使西德人对安娜·西格斯怀有某种偏见。认为她是共产党作家，虽然流亡国外多年，但在战后长期担任前东德作家协会主席，因而另眼相看。甚至她战前写的一些作品也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德国重新统一前，西德大学文学系的学生没读过西格斯的作品或不知道《第七个十字架》的，大有人在。然而，德国重新统一之后，一批热心的作家、读者、文学研究工作者、出版家、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图书馆员和档案馆负责人，聚集在一起，于1991年10月在柏林注册成立了“柏林和美茵兹安娜·西格斯协会”，协会的第一批成员有彼德·黑尔特林，施特凡·赫尔姆林，沃尔夫岗·科尔哈斯，克里斯塔·沃尔夫，瓦尔特·严斯等著名的德国作家和学者，现在，安娜·西格斯协会已经发展到近二百人。其成员有原来东德的，也有原来西德的，还有欧美亚几大洲的日尔曼语言文学工作者。“安娜·西格斯协会”92年开始出版协会的年鉴《阿尔戈英雄之舟》并定于每年11月19日在安娜·西格斯生日时举行年会，会址轮流在她的出生地美茵兹市和她长期居住并安息于此的柏林。

五年来，改变了所有制的建设出版社分册出版了全套袖珍版安娜·西格斯的作品；1955年出生于黑森州、现任教于美茵兹、马尔堡、法兰克福、多特蒙德、格拉茨及达姆施塔特大学的年轻女文学研究者和艺术史学者桑雅·黑尔岑格博士，为安娜·西格斯的大部分著作分别撰写了后记。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平常的现象。1994年春天出版的《安娜·西格斯画传》被《南得意志报》报纸评为当年畅销书榜首。在德国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重读安娜·西格斯的现象。

《第七个十字架》使作者赢得了世界声誉。到1986年为止，这部著作已经被译成20多种文字，共55种版本。

96年10月，我又回到北京。正当我打算再次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商量出版这两本书的时候，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外编室编审胡其鼎和主任仝保民的正式通知：“本社已经研究决定1997年出版你的《第七个十字架》新译本。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安娜·西格斯画传》暂时还不能出版。”无论如何，这也是令人振奋的喜讯。于是我便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联系，中止了与该出版社的出书合同。回到德国后，请德国建设出版社重新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版权合同。

最后，我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受到读者的欢迎；愿他们掩卷沉思时，会感到时间没有白白地浪费。同时，我也诚挚地期待师友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李士勋 1996年12月24日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