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回忆菲利浦·谢弗尔

安娜·西格斯 李士勋译

现在，人们经常可以读到和听到关于舒尔茨—鲍伊森小组1的汉学家谢弗尔的事情，关于他的勇气和他的坚定性，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捕以及他被砍头的事。

一位法国诗人写道：“如果您们要描写一个英雄的生活并因此而使他靠近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话，那就不要放弃写些快乐的和特殊的事情。”

我和谢弗尔是在海德贝格汉学研究所相识的。他对东亚语言的才能使我感到惊异。我的主科是艺术史，特别在那个时期，是东亚的艺术史。我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学会识别中国绘画上的文字。这样我们就成了同学。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占领。通货膨胀。饭厅里的伙食清汤寡水，可以说糟透了，对所有的大学生来说都是如此。家里寄来的钱，寄到就成了“纸百万”，没有任何价值了。谢弗尔没有家给他寄钱。战争中他曾住在彼得堡，和他父亲在一起。他父亲曾是德国驻彼得堡的官员。现在，他在采石场打工，挣钱上学。有一次，在节日前夕，他将受伤的手泡在肥皂水里，一连泡了几个小时。但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参加节日庆祝活动。他总是那么心平气和，那么乐观。

当他一半是自言自语、一半是为我引述“呜乎！吾不复梦见周公矣！”的中文语录时，我能听出他的巴尔干地区的口音。——“那句语录可能是孔子说的最后一句话。”谢弗尔以教训的口气对我说：“武王的魂灵指的是灵感。”谢弗尔和我，我们俩都不赞成孔夫子的封建国家学说，而赞成老子。我们自以为懂得老子所说的大道，它的核心是“无为而治”。原文，如果有的话，本来就很模糊，翻译过来之后，变得更加模糊——但由于我的理解，更确切地说是谢弗尔的理解，我明白了它的意思。在我们的研究所里，大家很少谈论当代中国。关于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的认识，是我们自己得到的。报纸上只有零零碎碎的关于中国军阀混战的报道。因为所有的报纸都只报道二十年代德国发生的事件。我相信我们的汉语教师是义和团起义时驻守殖民地的军官，他在那里学会了中文。他的研究所里挂着一张埃尔茨贝格的漫画，画下面写着一行中国字，谢弗尔给我翻译道：“今天称他为部长，昨天本来是民贼。”

因为他总挨饿，我就把他送到我父母亲那里去，让他去吃顿饱饭。晚上，在他们那里，他讲了上百个故事，讲他的旅行见闻和他的职业。他也当过船上的佣人。家里的保姆有一次吓得大叫着跑来说：“他浑身都刺了花纹。”

这期间，我在科隆东亚博物馆学习。科隆当时是英国占领区。那时侯，找房子很困难，能找到什么样的房子就住什么样的房子，也不管它又暗又脏。有一次，我写信给谢弗尔，说“我在这里很害怕。”突然，他带着一把左轮手枪来了，枪是从一个朋友那儿借来的。可是，我既未碰上强盗，也未受到当兵的威胁——而是因为屋里有很多老鼠。“原来如此，那就用不上手枪了。只要用母菊花草和锯末把每个老鼠洞堵上就没事了。老鼠就怕这些东西。”谢弗尔也擅长于这种事情。

那时侯，我们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坦诚相待。我们怎样地时刻准备着使自己高兴啊！我们总能找到一些开心的事情，尽管时代那样逼人，环境那样窘迫。

谢弗尔曾经用漂亮的中文在绢纸上为我抄写了一篇我最喜爱的童话《画壁》，作为给我获得博士学位的礼物。那是从一部古老的中国童话集中抄下来的。那部集子叫做《聊斋志异》——（“遁逃”书屋里的奇异故事）。这部集子的副标题是这样的，它叙述的全部是先师（指孔夫子）不曾说过的。先师不言怪力乱神。他没说过的原来是这样一些奇妙的故事。

在学习期间，我很快就结识了一些流亡的外国学生，他们都是因为在国内的血腥镇压中受到迫害而逃到德国并在这里完成学业的。他们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许多政治事件，认识了阶级斗争。

谢弗尔和我，与我们的家庭一起搬到柏林。我们有时见面——他的住处是什么样子，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也不记得他是什么时侯在图书馆找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位子的。失业象瘟疫似的蔓延。冲锋队和党卫队曾经被禁止过，后来，那些褐色的和黑色的污垢在人民中间又冒了出来。在国会纵火案和季米特洛夫于帝国法庭上发表著名演说的同时，希特勒上了台，开始了纳粹统治。

因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谁也不知道一次相逢是不是最后一次，所以我和谢弗尔从不告别。

在流亡中，我收到卢考监狱狱中牧师的一封信。他请求我把我的中文字典给他寄去，并且说，犯人菲利浦·谢弗尔将会为此感到高兴，他的日子会更轻松些。1935年，谢弗尔因准备叛国罪被判处五年监禁。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牧师和谢弗尔的一个字。后来，我们辗转来到墨西哥。当我战后回到柏林的时候，我曾那样确信很快就能找到谢弗尔。一种信念在引导着我，在这个变成一片废墟的城市里、在那些变得迷惘的人们中间，菲利浦·谢弗尔也许会给我以帮助，但我很快就发现，这种想法是不理智的了。我哪里也找不到他的踪迹。

有一天，君特尔·魏森堡偶然对我讲起舒尔茨——波伊森——哈尔纳克案件。我向他和格罗提沃打听谢弗尔。这时侯我才知道，纳粹砍了他的头。

谢尔教授告诉我——他在监狱里曾睡在谢弗尔隔壁的牢房里，有时侯他们通过一根管子交谈——，谢弗尔一直从容不迫，泰然处之。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写下的东西，会不会有只言片语能通过那颗头颅传进他监狱的牢房，使他的在天之灵有所知觉。

1975年

【译后记】：读过这篇回忆后，我首先被这位不幸的汉学家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于是很想更多地了解他，想看到他是怎样一个人。其次我发现这篇回忆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的一片特别的深情，它深藏在作者心中，直到七十五岁高龄时才和盘托出，因此给人一种字字千钧的感觉。恰好这时侯瓦格纳教授邀请我参加他主编的《安娜·西格斯画传》（克里斯塔·沃尔夫为此书撰写了一篇杂文：《安娜·西格斯的面部表情》，建设出版社，1994年，柏林）的发行仪式。在西格斯的故居里，出席者大都是西格斯协会成员。编者介绍情况之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然后购书者请三位编者签名。最后，我得到机会和露特·拉德瓦尼（安娜·西格斯的女儿）进行交谈。我把读完这篇回忆的感想告诉了她，她点点头答道：“是的，她很爱他。”然后，她忽然站起来，示意我跟她走。在西格斯的工作室里，她指着左前方墙上中间的一幅照片说：“这就是谢弗尔”。从她简短的回答和行动中，我的感觉得到了证实。我们虽然继续谈着，但我的思绪却久久地留在谢弗尔的微笑中。

注1：舒尔茨-波伊森（1909-1942），德国纳粹时期反抗运动战士，一个很大的反法西斯组织的核心人物，1942年被德国法西斯处死。该组织主要成员为知识分子，有共产党员，也有党外人士，有军官。他们曾与苏联合作并预言战争即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