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西格斯的面部表情

克里斯塔·沃尔夫 李士勋译

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初相识时，有一次我作为年轻的编辑参加一次欢迎外国作家的宴会，与安娜·西格斯同桌。她担当主人的角色。客人中有一位站起来致词，祝愿所有在座的人“至少再活一辈子”。当时我看到安娜·西格斯的面孔上掠过一丝惊愕，几乎是一种恐惧，我听见她说道：“天哪！这一辈子已经够长的了！”然后，她抹去了说这句话时的表情，立刻露出她那常有的微笑，她那特有的微笑能在顷刻之间呈现在面孔上并重又消失，而她的眼神却不参与这一变化。

很久以后，我才发觉这种客气的、可能是由衷的微笑，不管怎么说，那是一种使人安静和满足的微笑，是一种隐蔽所。我在不同的情况下经常看到这种微笑，可那种恐惧的表情我再也没有看到。然而，我忘不了那种微笑，它常常穿过她平常的面部表情在我面前闪烁，那是一种信号，起初我几乎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渐渐地我才理解，那是一种用来掩饰其悲伤情绪的证明。安娜·西格斯宁愿把“悲伤”这样一个词汇从身边赶得远远的。她曾对我说，我不该老写“那些不幸的女人”，她指的是“克里斯塔·T”，而且也包括君德罗德，关于这个女人，她曾亲自对我指出，并同时将她与荷尔德林，毕希纳，克莱斯特，棱茨和毕尔格尔相提并论。“这些德国诗人们为自己的祖国写赞美诗，但他们却在这个国家的社会之墙上碰得头破血流。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爱着自己的国家。”那时侯，我知道：没有对某种不幸的切身体会是写不出那样的句子来的。她把这种不幸看作是一种德国的不幸。如果说她的生活已经把某种东西写入她的面部表情里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不断的努力，一种超负荷的工作，接下来就是疲倦和过度的疲劳。她曾试图用尽全力为自己及其同时代人消除这种不幸的咒语。我相信，她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用的，但是她不这样说。

当她在巴黎捍卫文化的第一次国际作家会议上说德国诗人“碰得头破血流”这句话的时候，她已经被赶出德国，当时她正好三十五岁。我恰好看到那种变化一直保持在直到那张巴黎的戴帽子的照片上；那张支在一个箱子上的十分年轻的女人的照片，简直还是一个姑娘，棕色的头发，深色的圆领连衣裙——正如后来一再出现的那样——给人呈现出一个侧影，那是一个“纯粹”的侧影，一张完美的面孔，它宣告了一种异国情调的美；另一张照片，它使人理解卡尔·祖克迈耶尔怎么会用“爪哇寺庙的舞女”来形容年轻的安娜·西格斯。这样一个少女，肯定不能与她出身的“苍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相适应。“上大学的时侯，我还是一个很幼稚的女孩子；我比那个年龄应该是的样子要幼稚得多。”据我所知，她从不关心心理学的理论；不过，她可能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这种延长了的“幼稚”，常常被她自己指责为“不通世故”；这种比别人更长的秉性，在与无意识的领域接触时，心灵是敞开的，不会完全地置身于现实原则的、从根本上扼杀一切艺术尝试的统治之下，必然没有内心的堤坝去调整和控制当时“倾泻而下的创作欲”。她信任“最初的印象”，在后来与艺术的论敌争论时仍完全坚持这种观点。这里存在着被她抹去的严峻考验的痕迹，这些痕迹已经写在她的面孔上，有放弃，也有失望，有被压抑的热情，也有被克制的苦恼与怀疑，是的，她不得不给自己筑起了一道堤坝，必须这样，但在她的最美的文字中，一直到晚年，她曾一再地将它冲破。

“正义”，她年轻的时侯说过，还有“马赛曲的自由：自由，情人。”她的生活具有一种圆润的声响，“非常的充实”，她总是喜欢用这种表达方式。

安娜·西格斯：德国人，犹太人，女共产党员，女作家，妻子，母亲：每一个词汇都令人深思。它们之间有那么多相互矛盾的、看起来又互相排斥的一致性，那么多深刻的、痛苦的关联，那么多的弱点，那么多的挑战和被迫的考验，那么多受伤害的可能性，流放在威胁着她，直至生命危险。象她这样一个人，她的信念和她的良心，在本世纪必定成为各种虚假的或真实的对抗力量的战场，这些力量可能常常势均力敌，以至于每一个选择都变成了苦涩的决定和排除了自己的一部分。在作出决定的时侯，她禁止自己发出抱怨，后来她更一再地禁止，甚至不许说：向谁抱怨。我从未听她说过她被驱逐出自己心中感觉到所归属的国家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多么理所当然地把她作为流亡者接受了下来，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她都试图传播那样一种看法：即德国法西斯不等于德意志人民。是的，法西斯主义首先反对自己的人民。她从来不谈乡愁，从不，冷静的报道文字除外，在法国的困难的第一年——当时她好象也属于“这个世界上的最无家可归者”之列。同时，最不能提起的、对她打击最沉重的事件是：她的母亲被逐出美茵兹，在波兰的一个集中营里被害。一九四七年归来时，她走在被摧毁的美茵兹的大街上是不能称之为“回家”的，那是她一生中最不能得到安慰、最感到寂寞的岁月：一片变成了废墟的、“中了邪魔”的土地，人不再象人，她认不出他们，他们也不了解她和她那一类人，而且也不想知道她们的任何事情。一张正面的小照，灰白的头发，表情：悲哀，恐惧，忧愁。这种情感，她“很快就淡漠了”。这个四十七岁的女人，她的最重要的著作早已闻名世界，一九四七年在德国却不得不作为一个无名的小说家介绍给人们。谁会责怪她和她的同志们长期地坚持这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她们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希望呢？即使超越这个时刻，那希望也还是有理由的。

充满了幻想的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生存之地，对她来说是不能想象的。她和她的家庭在四十年代被拒绝进入美国：所以，墨西哥就成了剩下来的唯一的国家。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仍不失时机地追踪她的行动，注意她的要求、她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直到她逝世以后，一位日尔曼语言文学研究者才能看到她的档案。在家乡美茵兹，那个她从逐渐恢复平静的柏林怀念的地方，冷战时期，她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常常受到攻击的人物。

不。她没有别的选择，我不愿意说她曾经寻求过选择。剩下来的就是去感觉与被割裂的德意志国家这个部分共同负有责任，于是，她全力以赴地使它与想象中的正义——这个从青年时期就当成口令的词汇——稍微接近一点儿。她因大量的任务而过度疲劳，这些工作妨碍了她的写作，好象是她在写作时内心的冲突妨碍了她似的，她们那些岁数较大的人比我们这些较年轻的人必然更多地经历了这种冲突，但她保持沉默，尽管她能够为她的前任那么印象丰富地，那么有同感地给这种冲突起一个名称。这是一种她不能容许的悲哀，这涉及她的生活经验，因为悲哀曾经削弱了她。

你到底在想什么，她曾经说过。我们每天晚上十点钟谈论斯大林。一九五七年，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渴望一种特殊的世界形式，在那里人们能够工作、呼吸，有时侯能够高兴得发狂。可是，这样的情况目前还相当罕见。”

我们不知道关于她的一切，更不知道她隐藏的动机和行为，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证人都死了。虽然她的态度常常与别人不同，甚至也不同于人们对她的期望；但是，有些弄糟了的情况，我看见，由于她的机智的干预而得救，有些棘手的事情，由于她的坚持而得以解决。自发性肯定是她的原动力，不然她怎么能写作呢。但是，她管得住自己。她学会了克制。如果她不这样做，那么她当然知道她为什么不这样做。她知道怎样估价和什么时侯对什么人使用愤怒、惊异、嘲弄、狡诘和稚气。在这些情况下，好象没有摄影师在她身边似的。

如果她去工人那里，她也不赶时髦。那些照片显示出她在聚精会神地探究，就象她在自己的读者面前所持的态度一样。她遵守诺言。她恨自我中心主义。我见过她也有束手无策、怀疑、痛苦和失望的时刻——这也包括对我的失望，当然，那是在看不到别的可能性和无法取得一致的对立中不能调和的时候。她担心我们会损害对她来说肯定是极其珍贵的东西：她想在集体的存在中，在它的实体中，看到人生存的可能性，不论这种可能性怎样地被淹没。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它也许会得以发展。她不否认矛盾，但她反对认为矛盾无法解决的观点。她是否曾达到自己的限度了呢？我迟疑地问过。限度一再地被逼近；可以突破而她不愿意突破。短篇小说《公正的法官》写得不成功。她所提出的冲突，在她身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她的公正的法官是没有的。她的急切的愿望是不能产生出公正的法官来的。

她的作品中有不少，“也被同志们”怀着矛盾和矜持的心情接受了，但是她不应当迷惑。安娜·西格斯以为，被压迫的和被剥削的人们会永远去寻找那“真正的蓝色”。她的生活不能磨平这个信念。她不仅从自己的经验中获得这个信念，而且也从遥远的地方拿来，正如她从世代流传下来的神话和传说中提取一些她最喜爱的素材那样。她曾经一再地试图用超越时代的叙事文学家的目光，不仅在她的作品中，当然主要是通过她的作品，帮助那些过于急躁的、目光过于短浅的人变得更从容些。她有权利将我们不幸的撕裂的时代看作是一个象征，她也会大笑。她从维佩尔斯多夫贝蒂娜宫的办公室门口的台阶上走下来时，轻松自如地象一个年轻的女子从天而降。她是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她才能用她那完全世俗的、神秘的和传奇般的表情描绘她自己。她是谁也看不透的女神阿尔苔密司。她不想过分突出她的与众不同的另一面。她克制了自己本质中的一部分魔力，以便使自己能够适应那些把一切其它事物都看作有魔力的人们。她是羞怯的，谦虚的，对什么都感兴趣的，即使她心不在焉的时侯也是如此。

我阅读约尔格·阿玛多所写的：他，伊里亚·爱伦堡和帕波罗·聂鲁达都曾经想把她看作自己的“姐妹”，当作他们的“仙女”，并且说：“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象安娜那样具有那么多的魅力和幻想——那么多，那么多！”读到这里，我思索了片刻：为什么她不能生在这样慷慨的人民中间呢，他们会了解她，热爱她，并且会以他们的方式使她发挥作用。为什么，我想，她却偏偏生在我们中间，被我们德国人抛弃，这样一个仙女般的、具有魔力的女性，为什么一定要遭到诽谤，这些德国人，即使赠予他们这样一个人物，他们也感觉不到她的魅力，他们不理解，她既完全是这个世界的，又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

然后，我又收回这些想法。安娜·西格斯是不会同意这个想法的。不会的。对这些照片，我说不出什么。可是，当我一张接一张地看着本书收集的这些照片时，我突然想到，自从安娜·西格斯逝世以来，我多么经常地想，关于她我应该再写点什么，是的，好象我从未写过她似的。当我彻底认识她的时刻到来时，我会知道的，我这样想。如果说我变得“客观”了，那可不是我所期待的，也不是我曾经希望过的。相反：我确信，用距离和冷静将不会使我比用那种热烈而又浓厚的兴趣更有把握，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对她有这种兴趣，至今仍然如此，超越了她的死亡。

现在，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估也把她包括进去，看来，“最后一次写她”，目前还不是时候。这样也好。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不能制造一幅她的“最终的”图象了，她还在活动，还在运动。她与她的最优秀的作品一起，从迄今为止倒在她头上的历史的垃圾中摆脱出来，是不可能的吗？如果一代人的成就不会被持久忘却的话；如果人们不拒绝对她表示廉价的敬佩的话；如果人们能够不仅用布莱希特曾想通过祈祷得到的“宽容”来承认“友好”的尺度的话；而她所得到的却是真正的不友好的对待，她感觉到的是充满杀气的磨擦，她把这种磨擦转化成工作的动力。

适当的眼力，权衡的公正，对一切既不保持沉默，也不予以伤害的判断力——这些方面，现在都还不可能。也许安娜·西格斯著作中的有些人物属于德国文学中最后的革命者。他们好象已经被赶出舞台，正在沉沦中消逝。许多经历的强烈而又沉重的真实正被迫失去光泽，对他们的记忆正在消失。赋予他们灵魂的不安与炽热将不再能感觉到了；他们自己也已容忍自己被倒掉。然而：

没有sie1本世纪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九九二年九月

注1：作者在这里使用德文字sie具有双重涵义。从上下文应理解， 应是 "他们"，孤立地看这一句话时，也可以理解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