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中国之行日记要点

【译后记】人们童年的梦想，在经历许多失望与幻灭之后，有一天，忽然山回路转，如愿以偿，那是多么令人感到愉快的事啊！在《实现》一文中，我们看到安娜·西格斯就表达了这样的喜悦。接着，读者也许会问：“安娜·西格斯所说的中国朋友是谁呢？那个认识兰畦的‘戴眼镜的大个子’又是谁？”去年九月，我陪同杜文棠老师来柏林拜访瓦格纳教授。他让我们看了几幅照片，一幅是安娜·西格斯与胡兰畦在一起，一幅是安娜·西格斯与冯至，还有一幅是一个中国女子和一对西方青年在一起，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第二幅照片：冯至1954年在柏林与安娜·西格斯晤谈，是瓦格纳教授在北京时冯先生送给他的。另外两幅是安娜·西格斯保存的。我告诉瓦格纳教授，冯先生有一篇《安娜·西格斯印象》的散文。他当时立刻请我翻译成德文，说安娜·西格斯协会一定会感兴趣。后来，瓦格纳看了译文之后，发现了安娜·西格斯访华日记中记录的“那个认识兰畦的戴眼镜的大个子”不是别人，正是冯至。

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里查阅了1951年的文艺报，发现了冯至那篇散文第一次发表时还配有一张照片：“安娜·西格斯与郭沫若”。那应是在九月二十九日的宴会上，安娜·西格斯正在讲话，郭沫若坐着。同期文艺报报道十五国文艺家大聚会的记者的文章《团结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下》一文上面，发表一幅照片“各国人民观礼代表团文艺作家与中国作家合影”，我们可以看到安娜·西格斯正亲密地将一只手搭在一位中国女作家的肩膀上。从内容判断，可能是丁玲。

冯至的散文告诉我们，安娜·西格斯在飞往北京途中即与中国朋友相遇。冯至与安娜·西格斯在乌兰巴托机场候机室就进行了交谈。冯至告诉西格斯，《第七个十字架》不久将在中国出版，并接着写道：

“飞机起飞后，……

西格斯走过来，向我打听她流亡以前在柏林结识的一个中国朋友。将及二十年了，她还清楚地叫得出那个中国朋友的名字。 她说：‘到北京我一定要见见她，她在德国时也住过希特勒的囚牢。当时一同战斗过的朋友现在活在人间的已经不多了。’

‘这人的近况我也知道一些，我说，她现在在北京工作。’”

这些消息使安娜·西格斯感到很欣慰。她在日记里虽然未记下谈话者的名字，但那简短的几个字不仅证实了文章中所说的朋友就是胡兰畦，也证实了“认识兰畦的戴眼镜大个子”就是冯至。

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之后，安娜·西格斯一行又到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地参观。在《实现》一文中，她都有所叙述，可是，却不见她提及在北京是否见到胡兰畦。在去年的年会上，当皮埃尔·拉德瓦尼（安娜·西格斯的儿子，物理学家，定居法国）回忆了安娜·西格斯的生活后，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安娜·西格斯从中国回来后，是否提及胡兰畦？”皮埃尔还清楚记得，安娜·西格斯曾很激动地讲了在中国的见闻。说：有一天晚上，胡兰畦和翻译一起到旅馆里看她。但她事后听说翻译和兰畦都挨了批评，大概事前没有征求领导的同意。我想，也许这就是安娜·西格斯在文章里没再提这事的原因。得到这一肯定的答复，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我总觉得，当时她们要是没见面，该是多么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呀。

在新出版的《安娜·西格斯画传》一书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安娜·西格斯与胡兰畦在一起的照片外，还有一张胡兰畦与露特·拉德瓦尼及别的孩子在一起的照片，那是1932年在柏林采棱多尔夫区菲石塔尔，西格斯一家1930年迁居柏林就住在那里。从这两张几经劫难、仍保存完好的珍贵照片，可以看出她们的友谊之真挚。这两张照片旁边的文字还告诉我们，西格斯是怎样与兰畦（又名徐茵）写出报告小说《五月一日：杨树浦》的经过。该文发表在1932年5月1日德共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的。请允许我把西格斯的这段工作记录译出来：

“西：好吧，我们应该将上海五一事件描绘出来。我们现在必须互相帮助。你当时是亲自参加的，最了解实际情况，你必须回忆一下每一个重要的细节。我们应当写出来给每个德国同志看看，人人都应从中意识到，全世界都在共同庆祝五月一日这一天，只是在这个国家里，庆祝方式是另一个样子。

——现在你是怎么想的？

胡：必须开始准备在上海怎样秘密地行动。商量。我在场。听我说：杨树浦，上海最低凹的工人区，在一条肮脏而又狭窄的弄堂里，住着纺织女工月季。在她的可怜兮兮的小房间里，我们开了准备行动的第一次会议。

西：停！就这个地方！我们必须把这里交代清楚，弄堂和房间。

《来自我的工作室的简短报告》1932”

《五月一日: 杨树浦》这篇短篇小说，详细地记录了上海红色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情况。这篇小说是她们俩友谊的一个结晶。现在，我们可以断定，西格斯作品中关于中国革命者的若干篇小说的素材，大都是从胡兰畦等中国朋友那里得到的。此外，西格斯还为1952年德国艺术科学院出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德文版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对中国近代史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简洁明了的叙述。

在《安娜·西格斯画传》中，还有几幅令人感动的照片：二十年代，安娜·西格斯穿着中国服装的两张照片，显得天真活泼；在老子的《道德经》译本上，她用漂亮的中文抄写了原文八个字：“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没看注文之前，我还真没想到，那是她写的。与兰畦在一起的照片亲如姐妹。攀登长城时，她显然在浮想联翩，走累了，在一段石墙上，她也能侧卧小憩。……

可惜，那以后中德关系没有朝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四十多年过去了，致使我们今天重温历史时总感到分外遗憾。可是，安娜·西格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这一份深情，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却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