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古爱国者不得其死想到如今

胡晶

自古以来，爱国者不得其死，如比干，如屈原，如岳飞，……如李大钊，如刘胡兰，如张志新，……能举其名者，何止于千！不知其名者，何止于万！相反，卖国者、奸佞之徒，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者，亦代有其人，究为何也？真老子所谓“天地不仁”乎？

统治者曰：“朕即国家”。古今中外，凡极权主义者皆如是说。无己之爱国忠臣义士，亦视“朕即国家”为理所当然，故于朕有疾、国有难时，赴汤蹈火，披肝沥胆，在所不辞。而奸佞之徒，在国家危难朕命难保时，谋的只是私利和权柄，故往往奸臣当道，忠良遭陷，于是冤狱高耸。直至昏君佞臣恶贯满盈，方有仁人志士，揭竿而起，惩恶扬善，改朝换代，正所谓物极必反者也。可新朝渐稳之后，统治者却又总是复蹈前辙，历史遂循环往复，陈陈相因无穷已。

欲除此等不公正，须先为统治者正名：“朕”非国家。统治者不等于国家。尤其在当代。“君轻，民重，社稷次之”，此说中国自古有之，但却未能长久实施。开国者在掌权之前和掌权之后，会重民，一旦大权在握，便逐渐凌驾于社稷之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狡兔死，走狗烹，统治者心理亦变，常恐恐然唯惧大权旁落，只觉得忠言逆耳。对阿谀奉迎者奖，对骨梗正直者罚。于是祸起萧墙。纵然智慧如孔子屈原亦不能幸免于难。“君君臣臣”之秩序应存，“君不君臣不臣”之制约亦不可废。次曰限制权力：权力过于集中则产生独裁。数千年来独裁未曾有如二十世纪之严重。历史在述说：物质文明之发展难保精神文明之进步。独裁乃人类空前之大灾难，限制统治者之权力乃公正之保障。

然而如何才能限制独裁？据近世之经验，行之有效者乃推行民主制度。欲推行民主制度，须先保证人权。欲保障人权，须先有精神自由和新闻自由。实施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培养人才并由公众秘密选举出真正有德有才有人味之领袖人物治理国家，然后国家方可兴盛，人民始能乐业，理想社会才会出现。小国边界渐失，如申根条约之盟国，大同世界或许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