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散记——从电视塔到凯旋柱1

李士勋

十一月十六日，正当德国总理科尔及其随行人员的车队沿着宽阔的长安街向人民大会堂行驶的时候，我独自乘地铁来到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走向前民主德国引以为骄傲的、高达三百六十五米的电视塔。

天空阴沉沉的，广场上静悄悄。时候还早，不到九点。稀稀落落的几个女人匆匆地在我前后朝同一个方向走着，显然他们是来上班的。我因为听说这里有一个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所以便怀着侥幸的心理，准备来碰碰运气，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点翻译的工作。我要参加的“安娜·西格斯年会”十九日才召开。

我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围着电视塔走了半圈，并未见到博览会的广告。看到东南角有一处开着门，我便走到那里去打听。大厅里迎面摆着一张写字台，一位年轻的女秘书正在打电话。她见我进来，立即把听筒放下。

我彬彬有礼地问道：“您知道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吗？”

她耸了耸肩膀，不冷不热地说道：“对不起，您问得太多了。”

我感到一怔，不无歉意地说：“可我才刚刚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呀！”

她稍微露出一点笑容，说道：“是的，一个也已经太多。”细想想，她说得也是，对于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的确是一个也已经太多。我揣摩，大概我这位不速之客打断了她与情人的对话，使她在这阴霾的初冬的早晨又增添了一丝不快。接着她指了指我刚才经过的地方说：“您到那边去问一问，也许在那里。”我道了一声谢，转身向门口走去。正要出门，我看到一个写着“IA”字样的广告牌，便随口问道：“这IA（德文的发音是Yi-ah）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正是德语中形容驴子叫的象声词。

她说：“不念Yi-ah，应读作Eins-A（爱因斯—啊），是第一A电视台的缩写。” 原来她是正准备开播的IA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我没再继续问下去，但心里还是有点纳闷，这个“1”字为什么要写成“I”呢？我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位前民主德国电视台的著名女主持人含着眼泪宣布的那最后一次播送节目时情形。从那时以来，这里一直关闭着。

从另一边走回刚才经过的地方，这里正是我十年前参观空中旋转餐厅的入口。此刻，这里空空荡荡，还没有一个参观者。小卖部的门开着，我走进去打听。女售货员嘴里含着面包从后面走出来，先说了声“对不起”。我说明来意，她听了之后，也耸了耸肩，接着沉思了片刻，指着西南角说：“那儿是展览厅，如果有展览，一定在那里。”转过去一看，原来那儿正是“IA”电视台的对门。这一大早围着电视塔转了一圈半倒并不使我恼怒，因为人生就是在不断地画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圆圈，令我恼怒的常常是德国人的孤陋寡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人们变得更不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无关的事情。

展览厅大门紧锁着，窗帘低垂。透过窗帘的缝隙，可以看见里面正在布展，显然展览还没有开幕，是我自己太性急了。

我只好悻悻地走开，搭城市快车（S-Bahn）去今天的第二个目标。从车窗里看着空中的电视塔的巨大球体，我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来参观是的情形，即使是来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要等几个小时办理当日的签证之后才能过来。

在位于弗里德利希大街的INTERTEXT翻译公司，我作了自我介绍，留下联系地址和电话，希望能得到一点翻译方面的工作。因为接待我的正好是问诗（Frau Wunsch）夫人，她的姓意思就是希望，使我感到是一个好兆头。

从翻译公司出来，我漫步向洪堡大学走去。在菩提树下大街6号主楼大厅的墙上还挂着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克思的一条语录：“哲学的任务在于解释世界，然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如同亚历山大广场上的马克思恩格斯铜像一样，这也属于社会主义的遗迹之一了。因为在德国西部的大学里是看不到这样的语录的。甚至在特利尔和乌泊塔尔——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打听他们的故居，得到摇头耸肩的回答那是绝对不新鲜的。

穿过右侧走廊来到咖啡厅。我向自动咖啡机投进五十芬尼的硬币，取出一纸杯咖啡。然后来到走廊上，便喝边看走廊上张贴的各种广告：有找房子的，有临时出租房子的，有出售旧书的、旧计算机的，有搞语言交换的，应有尽有。各大学的广告内容都一样。在校门口看到两个中国留学生，因为不认识，只远远地互相对视了一眼，便走了过去。

校门口，菩提树下大街对面是倍倍尔广场，广场周围是国家歌剧院、天主教堂和大学的图书馆。若论大小，这个广场不能与莫斯科的红场或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同日而语，但是，若论它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倒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譬如五十年前德国法西斯的焚书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此外，一到这里，我便会想起前民主德国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同名小说《菩提树下大街》。这篇小说曾使她崭露头角，获得荣誉，同时也召来批评，就象同时期中国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给他带来荣誉也召来祸害一样。

出校门向右转，便可以看到柏林的象征“勃兰登堡大门”了。远远地可以看到一群外籍小商贩在兜售俄国的望远镜，前民主德国的国旗、军装、军帽和徽章之类的纪念品。德国警察三三两两地在附近巡逻，对他们并不加干涉。来到跟前，我仰望大门中间部分的六根圆柱和横亘在圆柱之上的巍峨的门楼，以及门楼上仿佛刚从战场上飞驰而来的四骏马拉着的胜利女神青铜群雕，不禁联想到古希腊与巴黎的凯旋门和西安出土的秦始皇帝的驷马铜车，惊叹将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这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奇思妙想。其实，上述三者之间并没有多少关联。建筑师朗汉斯一七八八年至一七九一遵照普鲁士国王的意旨建造这座通往勃兰登堡的大门时仅仅模仿了古希腊的建筑风格，而巴黎的凯旋门建于其后，秦始皇帝的青铜马车当时自然还沉睡于地下。有趣的倒可能是：巴黎凯旋门的建筑师想摹仿朗汉斯的构想，或者说，一代豪雄、小个子将军拿破仑想把这座勃兰登堡大门整个地搬到巴黎去，以显示他对德国的胜利。但是，这梦想难以实现，于是，仅命令部下将胜利女神和青铜马车取下来，从水路运往巴黎。那是一八零七年，巴黎的凯旋门正在设计中。然而时隔不久，拿破仑东征莫斯科败退下来，在莱比锡一役中又被德国打了个落花流水，并被一直追到老家去。结果，这组青铜群雕又被德国人用火车运回柏林，送上原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柏林被炸得体无完肤，这组雕像却整体完好地幸存下来，不知道究竟是盟军出于对这件艺术品的珍爱呢，还是这胜利女神确有神灵。四年前，分裂了四十年的德国又从这里开始弥合。人民万众一心，合力推倒了柏林墙。在这座勃兰登堡大门两边，东西两德人民含着眼泪热烈拥抱，高声欢呼。无论其间混杂了多少肮脏的政治伎俩，但可以肯定，统一是人心所向。于是，这座三十年来可望而不可及的勃兰登堡大门敞开了，那组雕像又被取下来，由专家们清洗一新，重展英姿。两百年来，这位胜利女神三上两下，与德国近现代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也算是历史的见证人了。

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曾站在帝国议会大厦跟前的了望台上向墙东边了望。此刻，当时看到的景象又浮现在眼前：一道宽约四五十米的死亡地带，从勃兰登堡大门向左右延伸，铁丝网和三角架下面埋着地雷，活跃在这条死亡地带上的是一群群乌鸦和野兔。那些躲在岗楼里的边防军哨兵自然也在警惕地注视着这边的了望者们。身临其境，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如今，那堵墙——那堵德国作家施奈德曾经想用它来与我换取一段中国长城的柏林墙——和这一切都消失了，只是在僻静处还保留一小段，供今后没见过柏林墙的人来看看这柏林曾经分裂过的痕迹。

走出勃兰登堡大门，一条笔直的的大道向西南伸去，这就是“六月十七日大街”——它是前联邦德国为纪念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被前民主德国借助于前苏联的坦克镇压的工人起义而命名的。这一天也被前联邦德国定为“德国统一日”，如今，真正的统一日成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墙被推到的那一天。这条大道的正前方是金光闪闪的凯旋柱，大路两边是浓密的树林。近处右前方，便是那座庞大的德意志帝国议会大厦——它身上那灰暗的斑痕，好象时时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它是怎样被焚烧的历史似的。历史已经证明，那不过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简称）德国用来镇压德国民主运动和德国共产党的籍口而已。

顺着柏林墙的墙基——现在已经变成平坦的人行道，我来到议会大厦后面。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块小小的墓地，一排白色的十字架上面，用黑漆写着死者的姓名、年龄和死亡日期。其中最大的四十出头，二、三十岁的居多，最小的十几岁。他们都是在企图偷越柏林墙时，被前民主德国的边防军开枪打死的。以前民主德国说他们是叛徒，西德说他们是奔向自由的英雄。现在，德国人说他们是柏林墙的牺牲品，德国重新统一也有他们一份功绩。斯普里河从他们身旁悄悄地流过，似乎在反复地述说着：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天空下起毛毛雨，我走进议会大厦。这里虽然有部分面积已被新的德国议会启用，但大部分空间仍作为德国历史的展厅。十年前，我已花过整天的时间看过，今天不想再钻进沉重的德国史，只是想徒步从东到西走一遭，试着寻找一种对德国重新统一后的历史的感觉。既是为了避雨，也是为了消除饥渴，我在自助餐厅买了一份牛奶可可和一份香肠面包，坐在高高的圆凳上，一边吃一边望着窗外，心里却在想，此时此刻，科尔一行也许正在北京极其丰盛的晚宴上笨拙地学着用筷子夹起中国特有的山珍海味，同时头一天晚上德国电视台报道科尔访华的新闻时，荧幕上一只中国人的手熟练地用筷子夹起一叠厚厚的德国钞票的图象也忽然跃到眼前。

回到“六月十七日大街”继续朝凯旋柱走去。走着走着，眼前突然出现两辆坦克，并排着停在两个石墩上，再往前便是前苏联在德国阵亡将士纪念碑。这边是西柏林的辖区，所以，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前，一直由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着。现在，只有两三个警察，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几个衣冠楚楚的中国人忙着在那里照相，一对上了年纪的欧洲人迎面走来，我们互相点了点头。

小汽车风驰电掣地从身旁驶过。这条大道的笔直和宽度，使我感到象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两个土尔其人在用鼓风机清扫人行道上的落叶，将我的思绪又拉回到柏林。一辆丑陋的“特拉比”（前东德的民用小汽车）停在凯旋柱前面的路边上，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俯在打开的前车盖下面寻找故障。他听见脚步声，便直起身，请求我和另外两个刚好走到的外国人帮助他推一推车。果然，这小车一推，还就“卟卟”地发动起来了。大学生从车里伸出手挥一挥，表示谢意，便一溜烟地开走了。

我立在凯旋柱前，抬头望着这德国史上的又一次胜利的记录：这是为一八七一年德国在色当战役中大败法国并随后占领法国而建立的。身着金装的胜利女神似乎刚从巴黎方向飞来，又似乎象要展翅飞去！ 再往前去是柏林理工大学，从那里向左拐，不远便是西柏林市中心那条被中国人戏称之为“裤裆大街”的“选帝候大坝街”（简称库达姆 Kudamm）。我不想再往前走。 转过身，望着勃兰登堡大门和亚历山大广场上隐在灰蒙蒙天空中的电视塔，又看了看手表，突然，我感到：好象上帝和德国人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注1：试笔之一，先刊登于中央日报1994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