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次搬家（德国散记）

李士勋

我又搬家了。这一次又是在圣诞节的前夜搬完，到除夕之夜才整理就绪的。我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柏林勃兰登堡大门内外灿烂的礼花和欢乐的人群，知道1997年象奔流入海的黄河长江之水是一去不复回了。和往年一样，新年伊始便是睡觉，仿佛要想在这新的一年精力充沛地工作必须先养精蓄锐似的。

醒来已经十点了。冲好龙井茶去洗澡。一年的疲倦好象都被冲得干干净净。我站在窗前，一边喝茶一边吃着德国朋友送给我的圣诞节蛋糕。望着阳光里愈加翠绿的青松和松枝间蹿来跳去的小松鼠以及两只在树下觅食的小鸟——一只灰羽红咀，一只羽毛黑白相间，象喜鹊但没有喜鹊大而且不喳喳地叫唤——我感到象置身于承德避暑山庄南面的幽谷，又象身处四川青城山的山腰。这里也有世外桃源吗？我惊异于思想的神速和不可阻挡，只有无意识的梦可以与之相比。此刻，我又想起醒来之前的最后一个梦，梦见儿子和妻子坐在面前，还有我哥哥等家乡的亲人。具体内容已经模糊不清了。正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啊！

说来也真奇怪：世界之大，我怎么会在三年后又回到这同一处天之涯际呢？我说的这同一处天之涯际非指一城一地，而是从本城本地回到以前曾经待过的同一处地点，相距仅仅几十米，而且必须从原来的门口经过。说它是天之涯际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就是在这个三万人口的小城里也是在城市的最边缘。这一片房子原是苏联的兵营，周围两边是两米高的水泥板围墙，和第一代柏林墙差不多，另外两边是铁丝网。现在靠居民的一边墙已经拆除，成为现在新命名的露易丝·亨塞尔大街。名为“大街”，实为一条幽静的林间小路。靠近大路的那道墙依然存在。里面大片的营房，目前全空空如也。练兵场上，野草丛生，只有靠近居民的两栋二层楼房有人居住。靠边的这两栋二层砖瓦房，其中一栋在苏联驻军撤走以后很快被重新装修，变成一所教会属下收留“单独逃离家乡的未成年者难民营”。四十名左右来自东欧、北非、中东、越南和中国的小难民，由十几个管教人员来管理和照顾他们的吃喝拉撒睡病学等等。我就是因为当时有五、六个来自浙江和福建的中国孩子而被临时雇佣到这儿来的。我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后来中国的孩子越来越少。我对每天没完没了的打架斗殴、破坏公物、互相偷窃、违纪留宿和外出不归等各种事件，已经厌倦，觉得这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工作，因此并不留恋这个职位，尽管在失业率很高的新联邦州弄到这样一份工作很不容易。新来的女营长也觉得我镇不住这个闹事群体。于是，我于1995年4月30日站完最后 一班岗，便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只是城北对城西南，步行也就是半个多小时。象这份工作一样，那个住处也是上一级领导舒曼先生帮我找到的。以前曾经来作过翻译，后来他们问我愿不愿意来他们这里工作。我答应了，就来上班了。我当时暂住在柏林一位偶然认识的摄影师的工作室里，每天来回很不方便。在德国找房子其实不难，难的是找到便宜的房子。这个单位帮我找了一套房子，我便立即决定从柏林搬过来。可是，当我已经退掉柏林的房子正准备搬家时，给我的那套房子又飞了。舒曼先生说：“别着急，先在您的办公室住几天，房子会很快解决的。”于是，我便在1994年的圣诞节前夕从柏林搬过来了。当时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只旅行箱子和十几只纸盒子书。原来在赫尔纳置办的家当和友人赠送的锅碗瓢盆都早已分别送人了。1993年11月，打工时认识的一位赫尔纳的大学生奥里维·菲尔用他新买的旧欧宝汽车把我的这一堆东西从瓦藤晒德搬到柏林。当时我有点犯傻，竟然没有把最值钱的财产——在红都定做的两件大衣——带走，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回去取时，它们早已不翼而飞了。

1994年12月的这次搬家是一位同事开车去柏林拉过来的。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住了两周，舒曼先生又给我找到一处房子，我便很快搬过去了。由于普鲁士人办事慢，我的档案转过来要很长时间，舒曼先生决定为我给我的妻子儿子发出探亲邀请。为此我决定要把房子油漆粉刷一新，购置家具。可是待我一切收拾就绪，邀请却被德国驻华大使馆拒签了。后来，我虽然不在他手下工作了，但他仍然记挂着我的事。我们偶尔相见，他总是关切地问及我的家庭情况。去年9月，我妻子一个人终于获得签证来到这个小城，我们想，无论如何也要拜访一下这位先生，以便当面致谢。1997年11月中旬，在她返京前一周，终于约定在舒曼先生的办公室见一面，因为他实在太忙。可见面之后，他立即破例邀请我们过两天去他们家作客。那天是星期一，他开车把我们接到家中。他住在小城施陶口，是本地区风景优美的湖边疗养地之一。舒曼先生首先带我们参观了他居住的施陶口国际和平村。这是勃兰登堡州为反对排外仇外思想而专门修建的一个村落，德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居住在同一座楼房里。州长，甚至政府的部长都来参观过这个地方。然后，他又带我们走到湖边，他每天早上跑步之后便来这里游泳，冬天也坚持不懈，所以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回到家中，天色已暗。在德国，冬天下午四点半就天黑了。他的夫人并不擅长家务，但她那天尽很大努力烤了一个大蛋糕。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是双胞胎，今年十二岁，儿子比姐姐们小四岁。见面之后，他先带我们楼上楼下参观他们的房子。室内装修一概木结构，保持原色。墙上挂的是他们自己的作品。舒曼先生正在根据米夏埃尔·恩德的小说“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设计制作一座天真女皇居住的象牙塔，准备建在院子中间的儿童花园里。我赞美他的奇思妙想，并且告诉他，十年前我已经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了。他马上告诉了他的孩子们。喝咖啡时，他们谈到非常想去中国旅游。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并愿意做他们的导游。当然这都是计划中的事。舒曼先生详细地问及我们家庭的生活状况，然后问我现在的住房情况。我说，除了房租连续提高三次之外，别的还很方便。他一听说那两间小屋已经长价三次，马上表示不满。因为他们一家也曾光临过我的寒舍。那是搬家之后不久，我为了表示感谢，尽我所能，请他们吃了一次便饭。虽然我没有进行过厨房专业训练，但在结婚以后受家庭的潜移默化，正经受过川菜风味的熏染，所以做出来的饭菜和一般德国中餐馆的味道不同。几乎所有直接帮助过我的人，我都请他们吃过中国饭。甚至我的那位女营长夫妇，也品尝过我的手艺。因为她曾亲自开车带我去看房子。舒曼先生表示不满后说：“我们现在刚刚新装修好8套住宅，还有三套没租出去，条件比您现在的房子好，而且租金很便宜。35平方米热租金才366马克。您可以去看看，如果满意可以立刻签订合同。”晚饭后，他送我们回家时还特意绕道开到新房子这里来从外面看了看。我这才发现，原来就在我以前工作过的那栋房子旁边。

第二天，我和妻子一道看了房子，非常满意，当天便签了合同，拿了钥匙。妻子在按原定日程返京之前帮我把电灯装上，顺便将暂时用不着的盘子、杯子等小件物品用自行车推了过来。于是，这新的一次搬家就又开始了。

这房子又是舒曼先生帮我解决的。如果妻子临行前的这次拜访没有实现，这一切就不会发生。难道我们头上果然有一位“神”在主宰我们的命运吗？否则如何解释这种偶然性呢？

八年来，我就象一朵飘蓬、一片羽毛或一片树叶，被偶然之风吹来吹去，吹到西、吹到东，对搬家已习以为常。只要有机会，只要新的条件比现在好，更有利于生存，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搬。算起来，从1989年7月19日我带着一个旅行箱和一包书只身乘火车离北京出二连经乌兰巴托西伯利亚莫斯科华沙柏林首先到达科隆以来，这是第十三次搬家了。甚至八年前就曾经从这座小城穿城而过。

有人说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上海人骂人“十三点”，以示讨厌。这大概是引进西方人的迷信说法。在德国说“现在时钟正打十三点”，意思是“够了”。但也有朋友说，十三是个特别的吉利的数字，既含一，又含三，都是吉利数字。其实，这些说法毕竟都没有根据。在中国文化史上，“十三”更常常出现，如“十三经”，“十三州”，“十三太保”，“玲珑宝塔十三层”，“十三陵”等等，人们从不以为怪。在签约的时候，我发现这房子的门牌号是13，起初还有些悒悒不乐，随后也就释然了。其实，人们对数字的迷信，完全是心造的幻觉。八八六十四卦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好坏是互相转化的。那天晚上，我接到波鸿一个研究星象的德国朋友的电话，说有13页关于中国虎年占星的文字要我去录音，五年来，我已经给他录过好几次音了。我马上告诉他，真巧，我今天得到的新住处正好也是13号，并且我即将进行第十三次搬家。谁能说这个数字不吉利呢？它马上就给我带来了工作。

这次搬家让我舍不得离开原来住处的地方是那间小屋里的糊墙纸和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那边面积也不大，四十平方米，是里外间。外间的旧糊墙纸还好，我只在上面刷了一层白浆。里面较小的一间是卧室。从破旧的糊墙纸可以看出，这里至少已经换过四五个房客。每个新房客都是将廉价的糊墙纸糊到旧纸上，非常难看。我花整整两天时间把原来的四五层破旧的糊墙纸全部铲除刮洗干净，然后又用两天的时间糊上新的雅致的糊墙纸，连天花板都糊上了同样的纸。我完全是一个人干，所以天花板只能用一米多长的纸一段一段地糊。虽然看起来有接缝，但质量绝对第一，三年来没有一处开缝和鼓起的地方，大概星级宾馆的标准也不过如此而已。记得那天深夜糊完最后一块纸时，我实在不想再动一动了。脖子僵硬，浑身象散了架的木偶人似的。那累劲儿使我想起70年代初在内蒙古河套平原上挖大渠、平整土地收工之后的感觉，不想吃不想喝，只想就地一躺，四肢一伸，先睡一觉再说。糊墙纸是我精心挑选的，质量较高，价格也较贵，基本色调灰白，带有凹凸不规则压纹，其间点缀着缕缕星星点点的银丝，朝阳一出，灯光一照，闪闪烁烁，有一种夏夜星空的浪漫效果。为了结束五年多来的流浪生活，当时我分期付款先定购了计算机写字台、两个书架、一张圆桌、六把椅子和一个大衣柜。床架因质量不好被我退掉，留下了床垫。铺在地上就可以睡觉。我知道那是一种手工制作的床垫，一层毡一层棉，套上外罩，再一行一行地用粗线固定。不软不硬，睡在上面很舒服，没有泡沫床垫和席梦思床那样的副作用。我在波鸿一家专门定做床垫的车间里干过三个星期，做的就是这种床垫。当然，这些东西可以搬走，糊墙纸是不能再撕下来带走的。

我一个人享受40平方米住房，这对于一个中国老百姓来说，至今仍然是太豪华了。在北京，从1974年结婚到我1989年离开北京的十五年间，三口人才住14平方米的一间房子。那是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宿舍。我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后来在外文所和外交部工作，始终没有调房的机会。可是，当我1988年从外交部辞职时，就连那样小的一间房子也不让住下去。因为我既没有“关系”又不懂也不屑使用“炸药包手榴弹”，所以我便象足球似的被外交部总务司、干部司和外交人员服务局踢来踢去踢了整整一个月。最后，不知是那位官僚大人大发恻隐之心，同意我缴纳两万元押金后可以住下去。我说，“要脑袋有一个，两万元，没有，最多只有不久前刚刚得到并已经存入银行的两千元稿费，您就看着办吧。”那时候，我的工资也才九十七元，两个人的月收入不足150元。人道的火星终于没有彻底熄灭。两千元押金换回一份合同，什么时候退房什么时候退钱。有了这份抵押合同后，我才获得总务司恩准离部的大印，然后，方才获得干部司的辞职许可。然而，在我到德国不满一年时，我的妻子和儿子竟然被他们从那间小屋逼走。妻子含泪带着儿子回到娘家，三代五口人挤住在永安东里简易楼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一套房子里。我在德国焦急万分，夜夜难眠。现在，我一个人住四十平方米的房子，不由得想起那段令人寒心的历史。那不是天方夜谭！

为了不辜负这里的优越条件，我日以继夜地工作。在为生存奋斗之余，我在那套房子里三年中翻译了三本书：一本《安娜·西格斯画传》，一本西格斯的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和一本棋书（汉译德）《第七个女子世界冠军——谢军国际象棋名局细解》（徐家亮著）。

舒曼先生想得周到，知道我一个人搬家有困难，便让我去找他领导下的一个专门帮助穷人办事的服务处。我们约好12月23日搬家。那天上午十点，他们就开着车准时到来，一卡车就把全部家具搬了过去，而且分文不取。一位中国朋友也来帮忙。搬完之后，我请他们到中华园餐馆吃饭，以表谢意。没想到，餐馆的郭老板听说我来请帮我搬家的德国人吃饭，立刻慷慨地表示，这顿饭他请客了，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吃饭的时候，帮我搬家的两位客人很高兴，说他们这样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有时候给德国人搬完家，连一声感谢的话都没有。是呵，福利社会同时培养了忘恩负义。

说来话长，我这次搬家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在搬家具之前，我已经用自行车把全部书籍运了过来。一共搬了十五、六趟。有时一天一趟，有时一天两趟，一次一提包，每包大约四十公斤。一是为了减轻集中搬家时的负担，二是免得为了装书到处去找纸箱子，反正旧房三个月之后才能退，有的是时间。汽车在我身边飞驰而过，行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我一概视而不见，象演员登台，如入无人之境。在好走的路段我就骑上车，在不好走的地段和穿过市中心时就推着走。有一个星期天，人少，我在过铁道的时候没有下车，想趁栏杆没有落下来时骑过去，结果在铁轨中间，车轮一滑，车便倒了。幸好，那包书先着地，车也不高，我就势一跳，没有摔着，可是车把上布包里的书被甩了出来。一个中年女人正迎面走过来，见此情景，瞥了一眼，扬长而去。她使我忽然想起一年前，就是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两个十来岁的女学生迎面走来，其中一个指着自己的鼻子说：“Ich bin Deutsche（我是德国人）”。我匆匆去赶火车，没有理睬她。我边走边想，她是为自己是个德国人而骄傲吗？在德国重新统一、也就是民主德国灭亡的时候，她大概只有七八岁，也曾经是前民主德国的一个小公民，当然她太小，不会有亡国的切肤之痛。当我事后与一位德国教授说起此事时，他说，你应该问她姓什么，是不是姓某某斯基？意思是应该问她是不是波兰或者俄国移民，有什么值得趾高气扬呢？至于剃着光头或染着彩色头发的男孩子向你挤眉弄眼，同时嘴里发出“嗡嗡汪汪”的声音，把你当成越南人，或者把吃剩的苹果向你背后扔来，那都算不了什么。因为现在在德国，与十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放火烧房子，打死外国人，拐骗猥亵奸杀本国幼女的现象时有发生。无知的年轻人不问青红皂白，跳起来当面给你一拳的不友好行为也是常有的事。这个前民主德国的小城，只是现在德国的一个缩影，还不是最严重的。据朋友分析，东边发生的这些不友好的现象是四十多年来被前苏联占领的一个后遗症。与西德各地的同类现象有所不同。以前民主德国的老百姓只远远地见过那些常年驻扎在兵营里的苏联大兵，根本没有交往。也很少见到外国人，最多就是一批越南劳工。在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两德重新统一之后，大量的外国人涌进来，使他们感到应接不暇。尤其是在东德实际上被全面接管的情况下，大量裁员，失业严重，待遇偏低的不平等造成的二等公民的感觉，加上难民潮带来的不计其数的刑事犯罪现象，给东德人，现在称之为新联邦州的公民，带来了社会主义时期从未有过的不安全感。当然，这种排外现象和排外情绪的表现虽然时有发生，但毕竟还是少数。对外国人友好和助人的好人好事还是数不胜数。德国现政府执行的外国人法虽颇有争议，基本上还是友好的。因为在纳粹时期，德国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也屠杀了许多正直的德意志人和共产党人，大批德国人流亡到世界各地。现在，当世界许多国家发生政治动乱，造成很多人流亡的时候，德国政府想通过收留外国难民来进一步赎罪并改变形象，以表现出更多的人道主义。他们想告诉世界，今日德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确实，德国比欧洲任何国家收留的难民都多。因此，德国也就背上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沉重包袱。这样一来，也就激起极右分子和一些失业者或处境不佳的德国人的排外情绪。德国的排外事件也就比欧洲任何其它国家都多，也更严重。

象以前一样，这第十三次搬家也完全是偶然的。离开这个小城市，回到柏林去，我也不是没有想过。我知道，对于我这个从事自由职业的人来说，到柏林会有更多的机会。从德国其它城市、从荷兰和从中国来访过的老朋友，都感到奇怪。他们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怎么搬到这么个鬼地方来呢？”甚至在12月7日，当我有幸见到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时，她也这样问：“您怎么会住到菲尔斯藤瓦尔德去呢？”那天是在柏林市中心一座前皇宫里举行的庆祝亨利希·伯尔八十诞辰的纪念会后，我主动去见沃尔夫的。我首先表示很高兴终于有机会见到她，然后自报家门，说“我就是那个给您写信的中国人”。我曾经将她的杂文“安娜·西格斯的面部表情”译成中文，发表在世界文学动态上。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不同的德国人曾作出不同解释，为此我写信给她本人，谈了我的理解。她很快就回信肯定了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关于“第七个十字架”我又给她写了第二封信，她也很快地回了信。所以，当她听了我的自我介绍之后，立刻想起我是从柏林东面四十公里外的小城给她写信的。因为时间宝贵不能细说，我只说那纯属偶然。她接着便关切地问我靠什么生活。我说靠作翻译为生。她又问，翻译的机会多吗？到柏林来是不是机会更多些。我说，可能会多些，但在柏林找房子很难。偶然的机会使我在那里找到了一处较便宜的房子，所以就在那儿住下了，不过交通也还方便。她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因为她从安娜·西格斯的女儿露特·拉德瓦尼和瓦格纳教授那里对我已有所了解，所以刚一见面就提了那么多问题。我真没想到，这位那么著名的作家那样平易近人。许多人都想借此机会与她谈两句话或者请她签名留念。师兄舒昌善过来把池莉介绍给她并请求与她合影留念。照完相之后，她便与池莉谈起来，我给她们作翻译。她首先问池莉：“可不可以问问您的年龄？”池莉很爽快地说“当然可以”并立即作了回答。沃尔夫马上说：“那您还可以写很多作品。您有孩子吗？”“有一个女儿。”池莉答道。“只许生一个，对吗？我有两个孩子，好几个孙子孙女，”然后，沃尔夫又关心地问道，“中国的作家怎样生活，靠稿费生活行吗？”池莉简单地介绍了中国作家的状况，并邀请沃尔夫到中国去访问。沃尔夫表示很想去中国。由于我们占用的时间太多，别人不得不把沃尔夫请走。

令我感到荣幸的不仅仅是一下子认识了两位著名的女作家，为她们作了翻译，而且是有机会陪同池莉游了览柏林并把她请到我居住的这个僻静的角落。就在我即将离开那个我精心裱糊过的房间里，这位年轻的中国的女作家也体验了一下一个自我流放者怎样在外国象面壁的达摩一样生活的地方。不知那天夜里池莉有什么感想？我相信，住惯了星级宾馆的作家看看流落海外、生活在外国最底层的中国人的情况，一定会丰富她的创作。虽然在柏林的居住条件更好的德国教授和中国学者也都向她发出了邀请，但她还是屈尊光临我的寒居，足以证明了我对她的初步印象是不错的。待我读了她赠送的小说集“一冬无雪”，尤其是其中的“烦恼人生”后，我便更清楚了：她能这样做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识的。倘使她在今后的创作中提到一笔那间斗室，那我为它所做的努力就更有意义了。

我的这个“更”字不是随便写的套语。因为即使池莉不来，它也完成了不朽的业绩。首先是有了那次裱糊墙壁的经验，才使我在翻译“第七个十字架”这部长篇小说时把裱糊匠的责任心和有关糊墙的那个章节译得比较忠实传神。尤其重要的是，妻子探亲终于实现并在这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因为当时我所做的努力本来是为了迎接她的呀。她通过这次探亲，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感觉，理解了我十年前为什么辞职，又自我流放到德国。十一月二十九日，她如期返回北京。说如期返回，是指三个月的期限一天也没有超过。本来，她应该8月21日来，11月22日返回。因为她在两年前换了新护照，上飞机那天没有带旧护照，被中国边防拦住，没有放行，只好将行期推迟一周。我给她定的返程机票是预先确定，无需再确认。结果因不知飞机改点，那天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只好推迟一周返回。我安慰妻子说，这一定是天意，因为你在德国还没有待满三个月。她为不能及时到德国驻华大使馆报到而担心，使馆要求她必须在回到北京后亲自去大使馆报到。这种对中国人的刁难是符合德国法律的吗？难道这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和外交部的官员们，是否应该根据外交礼仪的对等原则也要求到中国探亲的德国人回国后到中国大使馆报到呢？国家让人瞧不起，老百姓就不得不低头。但是，中国人有句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们向那些趾高气扬的德国外交官们证明了，我们是言必信行必果的。

扯远了。还是回到我的这个新居吧。我的妻子虽然看过了，但不知什么时候能再来和我一起享受这幽静的世外桃源。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能在这里住多久。昨天晚上，科隆的朋友，世界著名的德国水彩画家曹伊默夫人来电话，问我什么是道，道是不是宗教，应当怎样理解？她虽然三十年前就读过德文的“道德经”，昨天又到波恩听了一个德国人的讲座，但还是不甚了然。我说，简单地说，道本来不是宗教，是一种人生哲学，它要人们顺其自然，以求达到与天地合一的那种和谐境界，几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形象地说，就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失人格而自得其乐，可为物质上的贫民，但却是精神上的百万富翁！这样的人可称道家中人。她仿佛豁然开朗，突然说：“我懂了，就象你现在这样。”

1998年1月1日至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