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反刍

辞职是我不惑之年的一个重大决断。一转眼，十四年过去，冬去春来，走近花甲。事过境迁，是是非非，都付与流水落花。平心回首，反思一下，也许会有点什么东西值得年轻人借鉴。

今天，辞职跳槽已经司空见惯，但在1988年却不仅新鲜，而且属于胆大妄为。更令人费解的是：我辞职的单位外交部，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当时可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地方。因此，我的辞职理所当然引起人们猜测：这小子大概犯了什么错误吧？也许他另有高就？不然就是鬼迷心窍，否则怎么能干出这种傻事呢？

我到底为什么辞职？“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希望能够愉快地工作，得到公平地对待，从来没有什么非分之想。现在，我仍然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辞职不是因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否则，我岂能一走了之？直接原因是在波恩任职期间，我处在一种所谓“喝口凉水也塞牙”的时期。也就是说，除了在工作上被超负荷使用之外，一切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我身上全部无效。我感到自己被莫名其妙地列入另册！用那时候的惯用语来说，我可是根红苗正，没有辫子可抓。靠自己的努力，偶然闯到那种去处，没有后台撑腰，也不会来事，加上心直口快，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所以就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人。劳而无功，尚在其次，最不堪者，是政治可靠性受到怀疑。渐渐地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进入一个好单位，有了令人羡慕的好工作，并不等于就能心情舒畅地生活。幸亏当时我没有乱了方寸。我想：必须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磊落，否则就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要证明对我的不信任没有根据，本人绝无“私奔”之心。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要求提前回国休假，然后再请求调动。我主动地回国了。疑点不攻自破。休假之后，我表示不愿再回波恩，请求调动工作，当然这就更令人恼火。结果我被“吊”在家里半年之久。后来，我想，既然如此，那就再退一步吧，别给人添麻烦了。还是那几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山不转水转”，“天无绝人之路”。就这样，我递交了辞职书。

据说，那时候部里刚发下文件，允许干部辞职，所以我的辞呈很快就被批准，仿佛那个决定是专门为我做出的一般。不过，办起手续来却就不那么容易了。头一关就被卡住。除了二十年白干之外，我还必须把房子交出来！当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十四平方米的房屋里已经十多年，房子并不是外交部的，而是我以前所在单位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为了不至于流落街头，一个并非天方夜谭的真实故事就开始了：我像足球一样被外交部干部司、总务司和外交人员服务局踢来踢去，他们让我找谁我就去找谁，每天如此，整整三个星期。有一天，总务司的人说：“好吧，房子你们先住着，不过要交一万元押金。什么时候退了房子，什么时候把押金还给你。”

那时候，对一个普通职员和工人来说，一万元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二十年中，我的工资从46元长到87元（根据中央文件我的工资早该再提一级）。按照我最后那个月的工资计算，那笔钱大约等于我十年的工资。幸好当时我还有一笔一千多元的稿费。我把存折放在那些大员们面前说道：“你们看着办吧。不行我就不辞了，给我重新安排工作好了。”那些官员们看我实在拿不出一万元押金，就留下存折，在“离部通知单”上盖了大印，然后，我的辞职手续才顺利完成。那天，我正好四十三周岁。

我那次拂袖而去，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第一次是1985年四月，我毅然离开《世界文学》编辑部。那是我主动调动工作，还不算辞职。但究其因，也没有什么两样。

说来话长：1964年，我从江苏省铜山县一个穷山村考入北京的最高学府之一。十年浩劫中，我和所有的大学生一样被“运动”一番之后送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因为我出身好，1970年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正式入伍，成为现役军人干部，紧接着被派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带领城市“知青”屯垦戍边。1972年春节后，外交部一个调令把我调进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旋即被派往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当翻译。1978年我抓住一个深造的机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负责德语文学稿件。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可谓幸运之极。我一向喜欢文学，读研究生时学的是德国文学，还有比这更符合自己愿望的工作吗？可是，盲目热情地投入工作，使我一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就得罪了顶头上司。真没想到！四年半后，我自己联系跳槽进入外交部西欧司，不是因为我不再喜欢编辑部的工作，而是因为我实在太不顺心，穿着小鞋走路，步履维艰。我想，到西欧司，工作主要是研究和处理中国与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外交关系。派出工作也将终生在驻这三国的使馆轮换。换个地方也许能愉快地工作，这又何尝不是科班学德语的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可是，我并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还没上任，就因为一句要求公平对待的话被扣上“一来就伸手要官”的帽子，导致了那以后两年的不顺。到波恩后，别人不干的工作派我去干，别人享受的待遇没有我的份。即使我把休假的两个人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也没有落个好。所以，我决定1988年春节前回国。

人生在世，到底应该怎样生活呢？

从小努力学习，二十年寒窗，我从未想过将来要升官发财、飞黄腾达！我的要求很低，只希望将来进一个好单位，找一个好工作。那是自己年轻时的梦想，也是家长的殷切希望。可是，离开大学却到了农场，种起水稻来。即使如此，我也很快成为种稻的一把好手；在兵团，我以身作则，和知青一起打成一片，摸爬滚打、战天斗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因为死了回城的心，又整天和年轻人一起，也就渐渐地忘记了学生时代的梦。第一批被调回北京，学有所用，那真是喜出望外。在外国驻华机构里工作，待遇比其它单位的同年大学毕业生高两级。六年后，为了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我放弃了那优厚的待遇，报考了研究生，应该说也一直是愉快的。后来放弃了社科院到外交部，然后，竟然因为心情不愉快从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回国并辞职，不但别人想不到，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曾想到。

1994年春节期间，我在柏林偶然碰到的一位老同事仍然语重心长地问道：“你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当时没有时间深谈，我只是一笑置之。说实在的，以前我还真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一味地由着性子，意气用事。以前在家里我最小，大家都让着我。结婚以后，家里也都由着我，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那半边天也从来没有说过半个“不”字。其实我所求的就是两个字：自由，也就是心情舒畅地工作与生活。

有人说我太任性、太天真，太不食人间烟火，很像那位大战风车的西班牙毛驴骑士唐·吉诃德！

考察我心情不愉快的原因，主要是搞不好与上级的关系。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我的人缘还是不错的，知心朋友还真不少，至今保持密切联系的不仅有四十多年前的中学同学，三十多年的大学同学和兵团战友（知青），二十多年前的同事，也有不少在德国结识的十多年的新朋友，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德国人。可是，我发现，出了大学校门以后，总是与上级（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搞不好关系。所以，我觉得和上级搞好关系实在是一门大学问。

在这个世界上，烦恼总是有的，任何单位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哪里有完全顺心的时候呢？能心情舒畅工作的地方自然令人神往，但事实上，古往今来，任何地方都不会那么尽如人意。因此，浩瀚的典籍、名人家训，才充满了关于立身处世的教诲和格言。如“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察言观色、见风使舵”，“韬光养晦”，“明哲保身”，至于攀龙附凤以求青云直上等权术，更不一而足。然而，问题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深信人的秉性与生俱来，就像人的血型，不是后天能改变的。看那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兄弟，三人三个样；《西游记》塑造的唐僧师徒四人，也是迥然不同，无论唐师傅怎样教诲、念紧箍咒，也不会把孙悟空变成“猪悟能”。

我生长在农村，父母兄长都是一辈子老实巴交、寡言少语的农民，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勤奋耕耘、养家糊口，根本不懂什么邪门歪道。他们无声的身教和榜样深深地铭记在我心里。我从校门到校门，只知道读书，对人情世故，真的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进入社会以后，无论在什么单位，我也都像他们那样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一是一，二是二，直来直去，不会转弯。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太复杂，光踏实认真、勤勤恳恳还真不行，往往适得其反，有时候越努力、越有成绩、越讨嫌，真是吃力不讨好。

此外，我一向敬佩刚直不阿、骨鲠正直的人，常常把他们的名言诗句奉为座右铭。我把“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奉为楷模。我尤其喜欢李白的诗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何等豪迈！孔子虽然最讲“恕”道，但他也认为忍耐是有限度的，说过“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以为老子西出潼关，孔子周游列国，庄子不仕，郑燮弃官，都是因为心情不愉快的缘故。大概他们都觉得还是与世无争、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好。至于结果是福是祸，也就顺其自然了。这是一种人生选择。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必须付出代价。这代价有高有低，有人付出的多些，有人付出的少些。有所不为，然后才可以有为。为与不为，因人而异。人贵有自知之明。能根据自己的素质，恰当地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也是一种幸福。

以前，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讨价还价，只能服从，让别人支配，没有自我。很晚我才开始意识到应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辞职以后，有时候，也会病急乱投医，不得不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过，总起来说，自由自在的时候还是多些。比如我在德国打工的时候，只能找到什么活干什么活。但我有一条原则，就是不管干什么，脏活重活都不怕，但绝对不能失去人的尊严。我就曾经因为德国老板不关心工人的安全，怒斥他没有同情心，然后拂袖而去。

这些年，我觉得自己像个国际浪人，但我过得很充实，很自豪、也很自尊，更没有虚度光阴。我用口译和笔译挣来的钱糊口、交房租（谈不上养家），有工夫翻译点小说，写篇文章，纵然现在仍两袖清风，也一点儿不感到遗憾！

我说这些并没有鼓吹书生意气、让人们一不高兴就辞职的意思。当然也不可能。事实上，我也主张，真正的政治家或者在政治上有抱负而又有能力的人，应该急流勇进，当仁不让！因为要想有效地改造世界，为国家兴利除弊，必须大权在握。但是，当权后心里要永远装着人民，不能以权谋私。切记：权力、金钱如同毒品，特别容易使人上瘾、失去自我。如果不能自律，做不到天下为公，清正廉洁，有了权力，便会蜕化变质，对人民对国家更有害。唯有才德兼备、无私无畏、英明果断而又意志坚定的人才配建千古大业，造福人民，使奸佞之徒却步，贪官污吏胆寒。其次，当然也应该宽宏大量、礼贤下士，做个清官、好官。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假如自知不是那块材料，也不能委曲求全，那就不如早早退避三舍，洁身自好，这样不但利国、利民，与己亦无大害。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逝去的光阴不能追回，未来的时辰可以抓紧。学习先人，珍惜寸阴分阴，给世人留下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这一辈子活得才有意义。

举目前瞻，我想起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几句诗，正与此时心情吻合。录之于此，作为鞭策和激励。

是为辞职反刍。

二○○二年五月一日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