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导师冯至先生

李士勋

人生有很多幸与不幸。回首往事，我感到自己六十年来所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是能够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冯至先生指导下学习并在他任外文所所长兼《世界文学》主编时在他手下工作。值此庆祝冯至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应约写一点我对冯先生的怀念。

冯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正在德国，没有得到一点消息。“93年3月11日下午收到胡蓉来信，方知先生已于2月22日逝世，不禁泪下。想两周前正读先生诗文及《仲尼之将丧》，诚心灵感应乎？”（3月11日20点记于德国波鸿）。

当时，我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听到这个消息更加沉浸在哀痛里。我感到十分歉疚：冯先生逝世了，作为他的学生，我没能回去参加追悼会，竟连一封唁电也没有发！我捧着先生赠给我的《冯至选集》，再次展读那篇小说。我一边读一边流泪，似乎看到冯先生像孔子那样“扶着杖，立在门前，仿佛有什么期待似的，向着远方……”想到那样的人物也曾遭遇许多不幸，心里便生出一种悲壮来，胸中的不平也像布满皱褶的衣服被熨斗走过一样变得坦然了。我被冯先生的文字带进遥远的时空，身上增添了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后来，每当心情不佳的时候，我就捧读《冯至选集》，从那些饱含哲理、字字珠玑的散文、诗歌和那很少的几篇但却十分独特的小说中汲取知识与做人的道理，回忆冯先生的教诲。

怀念冯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治学严谨，为人谦和，也会愤怒。
当然，他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常常说“我不是学者”、“这个我不懂”之类的话。很多前辈和同事对此已有详细论述。这里我只谈自己的经历，作一点补充。

在1978-1981年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四个同学常常到冯先生家里去上课，听他给我们讲德国文学史，讲莱辛、歌德、德国古典主义与浪漫派。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写一篇读书报告。冯先生批阅我们的读书报告极其认真，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张白纸条上。仅此一点，当时就给我很强烈的震撼。这样的大学者，对学生的作业竟如此一丝不苟！使我对冯先生更加敬佩。我把那些纸条仔细保存了起来。常言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他那刚劲有力而又清秀的钢笔字很值得珍藏，因为它们能显示出先生的为人。我还有幸在他的赠书扉页以及我的留言簿上，保存着冯先生的手迹。每次展读，都有如闻其声、如晤其面之感。在我飘泊海外的这十六年中，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还记得，当我选择了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作为我写毕业论文的德国作家时，冯先生很满意。他曾经说过：“毕希纳是一位稀有的奇才，他虽然死得很早，但在歌德以后，他是德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目前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过他。他的作品很少，但并不容易。”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给我的指导和鼓励令我终生难忘。

1981年10月，我研究生毕业后被留在外文所《世界文学》编辑部。当时，全国上下，百废俱兴，人人都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工作。冯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后，连续出国访问，旧友新交，感慨良多，兴致勃勃地连续写了多篇脍炙人口的学术散文，记述他半个多世纪积淀的文学理念和思考。这期间，他虽然年事已高，除了写作之外，仍以充沛的精力，翻译了一些歌德晚年的诗，还在每一首诗后面加上自己的评论和感想，把翻译和研究有机地融于一炉，体现出冯先生融贯中西、厚积薄发的学者特征。那个时期的创作和翻译研究构成他作为诗人和学者生涯的又一个高峰。《世界文学》以显著地位刊登了他的那些作品。他的文章，编辑部每次看过校样之后，他都要亲自过目，而且每次都有新的改动。我作为责任编辑在送取和阅读校样的过程中受到熏染，进一步懂得了什么是做学问，什么是精益求精。

1985年6月，我离开了《世界文学》编辑部，调到外交部西欧司。当时，因为心情不舒畅，调动之前没有请示冯先生。不久听说冯先生住院了，我就和同学一起去医院看望先生，也想告诉他我离开外文所的事情。见面时，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你调动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既然已经去了，那就好好干吧。”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但仍然是外文所名誉所长。

1986年3月15日，我去向冯先生辞行，告诉他我即将被派往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同时，我向他汇报了当时的联邦德国驻华大使费培宜（Per Fischer）先生看到我的文章《毕希纳——一位稀有的奇才》（光明日报2月19日）之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以及我建议1987年召开“纪念毕希纳逝世150周年讨论会”的设想。那天，冯先生格外高兴，说我的想法很好。然后，他忽然说道：“我对你说句真心话吧，对你离开外文所，我是从心里不同意的，但那时候，我尊重你自己的意见，你受了一些委屈，我是理解的。不在《世界文学》，还可以到别的研究室去。走了再回来，就不大容易了。外交部会不会放？”我听了这些话，既感激又难过，我说当时的确有点意气用事，不过我不会放弃德国文学。过几年我也许会回来。冯先生又说道：“外交部不是做学问的地方。不过郭大使是一个读书人。给你定三秘，我感到是不公平的，至少应该定个二秘。那种地方也乱得很，我知道一些……”我听了之后，沉默良久。可是我已经没有退路。启程前往波恩之前，我把筹备“毕希纳学术讨论会”的具体建议托人转交给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馆，算是我对费培宜大使来信的回复。

1987年，“纪念毕希纳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冯先生的亲自关怀下，由外文所、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馆和我国文化部外联局以及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们一起成功地召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与会学者赠送了他们出版的《毕希纳文集》。德国方面派《当代戏剧》主编利什毕特（Hennig Rischbieter）先生等人参加了讨论会，还派汉堡剧院的著名导演尤尔根?弗利姆（Jürgen Flimm）来北京和人艺导演林兆华合作，演出了毕希纳的社会悲剧《沃伊采克》片断。会前，张黎老师给我发了邀请，让我回去参加讨论会，但大使馆没有同意。同年十月，冯先生来联邦德国领奖，我也同去法兰克福机场迎接。在机场大厅里一见面，冯先生就握住我的手说道：“纪念毕希纳的讨论会开得很成功，遗憾的是你这个发动者没有能够参加。”我说：“没关系，会开了就好。”其实我心里直叫苦，冯先生当然还不知道我在使馆的处境：恰恰因为我与德国文学方面的联系，被领导认为“不务正业”，大使馆甚至拒绝了毕希纳故乡城市市长要我去讲“毕希纳在中国”的邀请！……

88年春节前，我要求回国休假，然后我表示不愿意再回波恩，使有关领导感到恼怒，因此故意不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半年后，我辞职，离开外交部。一年后我得到德国波鸿大学卡奈蒂专家博拉赫教授（Martin Bollacher）为我申请的奖学金，准备在他指导下写《卡奈蒂与中国》的论文。

89年7月中旬，我又去向冯先生辞行。当时学运刚刚被平息，北京城头硝烟未散，人民情绪低沉，冯先生也怒气未消，那天他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走吧，走了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他夫人姚可坤教授马上笑着说道：“嘿，嘿，你可不能这样说！”当然，她知道冯先生说的是一句气话，不是他的本意。我们也都心领神会。但那句话却深深铭刻在我心里，因为它体现了冯先生人格上骨鲠正直的一面。他虽然为人一向那么谦和，有时候显示出软弱与顺从，但他也会愤怒！我知道，冯先生说那句话的时候，内心深处非常痛苦。他何尝不想让自己的学生在自己身边继承自己的事业，为我国的德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事业做出贡献呢？他给我的临别赠言道出了他的这种殷切期望：

（“‘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回万古春。’

我非常喜欢杜甫的这四句诗，因为它们深入浅出，写出了宇宙间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士勋同志留念 冯至 一九八六年四月”）

这是杜甫历经战乱后从成都草堂流落到三峡白帝城时写的两首绝句之一。生命应该像这座江边的古城，每上一个台阶，看到的景象都不相同。但不管天气怎样变幻，风雨霜雪过后，生气盎然的春天依然会归来。变中有不变。杜甫与歌德对待变与不变的深刻认识，曾经给冯先生以启迪和力量。冯先生把这首诗书赠给我，意味深长，我知道这里寄托了他对我的鼓励和希望。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把冯先生给我写的这首诗带在身边。

我离开外文所整整二十年了，现在我可以告慰冯先生在天之灵的是：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这些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都没有放弃过德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我把谋生之外的全部时间都献给了德国文学和德中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1991年，我回国探望冯先生的时候，他说他看到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刊登了我的文章《〈金瓶梅〉德文全译本译者奥托?祁拔兄弟及其他》，对我说，“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还说：“现在学术界的现状是，搞外国文学的不研究中国文学，搞中国文学的不懂外文，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你的文章填补了《金学》研究的一个空白。”由于冯先生的鼓励，我后来又先后写了《红楼梦在德国》、《〈易经〉在德国》和《说梅或者为梅伸冤》等文章。

冯先生虽然逝世已经十二年了，但我觉得他仍然没有离开我们。

今年二月，我和胡蓉一起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第九届梅花蜡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偶然决定跟着与会代表罗康敏女士去了昆明。第二天从滇池回来时，我发现旅馆院子里有一个凉亭，亭子下面立着一块石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二、一死难者就义处”。我想，他们可能是冯先生那首著名的《招魂》诗里写的“一二、一”死难者。我立刻打电话向北京的杜文棠老师询问。果然不错！我又打听到当年西南联大校址即现在的昆明师大，而且就在附近。我高兴极了，翌日一大早，我就徒步来到昆明师大校园，找到了那块根据冯先生的手稿镌刻的诗碑。我恭敬地站在诗碑前，一句一句地读着那首著名的诗，泪行与诗行齐下，我仿佛看到60年前愤怒的冯先生向我走来……

“招魂——谨呈于死难同学灵前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不走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

正义，快快地到来！

自由，快快地到来！

光明，快快地到来！”

对正义、自由与光明的追求是冯至先生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这几句话最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2005年7月21日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