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柳暗花明处，不忘雪中送炭人！

李士勋

《莱茵通信》编辑吕明打电话来，说我的散文《第十三次搬家》在留德学人中引起共鸣，很多人都有话要说，因此要出一期写“家住德国”的专刊，希望我再写一篇助兴。好像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似的。

的确，搬家可谓留德学人的家常便饭，没有几次搬家经历的人很少。我搬的次数大概要数一数二了。可是要把我每次搬家的经历都讲述一遍，未免令人感到乏味，因此我想来想去，还是归纳一下搬家的好处，谈谈搬家过程中碰到的人和事吧。

搬家有很多种，一种越搬房子越大越好，一种越搬房子越小越差。两者我都经历过。

古往今来，改朝换代，翻天覆地，使人生际遇显得丰富多彩。有人青云直上，飞黄腾达，转瞬间住进雕梁画栋的高楼深院；有人命运不济，忽然大祸临头，眨眼间一无所有。这些绝然不同的搬家，可称之为大搬家。而老百姓通过辛勤劳动，省吃俭用，如燕子衔泥，积累数年，盖起一幢房屋，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一番乔迁之喜，可称之为小搬家。

留德学人囊中羞涩，只要能有一个吃饭、睡觉、学习但首先能付得起房租的地方，就一次又一次地搬来搬去，当然，这只能算小小搬家。而像我那样频繁的搬家几乎是流浪了。

我们的搬家，没有轰轰烈烈，仅仅是生命旅程上经历的片断，然而却真实地反映了当代留德学人奋斗的足迹。单是这一点就很有意义。那些经过十年卧薪尝胆、鸟枪换炮的成功者，住在自己买的新房里，有资格谈论成功的秘诀，给新来者提供有用的经验。我的经验是别样的。

无论搬家的原因有多少不同，归纳起来，其性质无非两种：一种是自愿的，一种是不自愿的。不自愿的搬家，不管出于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原因，都是不好的。自愿的搬家，能够自愿地搬家，无论如何是件好事，它至少反映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度。自由迁徙是一个社会相对自由的标志。我在某地住久了，想换个地方，说走就走，这是一种愉快。因种种小事和邻居闹翻，低头不见抬头见，烦心！君子不与小人计较，一走了之。这也是一种愉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了孩子的前途，走！孟母三迁的故事传为千古美谈。三十六计“走”为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不过就是一个“走”字。在国外求发展，或读书，或从事某种职业，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某小城虽美，但不利于我生存，何不换个环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天无绝人之路，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我的第十四次搬家，就属于此类。

那第十三次搬家，搬得辛苦，但也不是不愉快，因为是自愿的。在小城菲尔斯滕瓦尔德的边缘，临窗可以静观松鼠在枝头跳跃，听鸟儿唱歌，出门可以到林间散步，拥抱自然。春夏野花遍地，草地野餐，享受日光浴，秋天采蘑菇拾苹果，冬天赏雪踏雪滑雪，真的别有风味。原野上四季可见麋鹿野兔。从那里到柏林总共需要两个小时。虽偏僻，也还是常有各地朋友不远千里而来。不过那里到底清静，那几年我在谋生之余完成了《第七个十字架》和另外两部书的翻译。这是偏僻的好处。它的缺陷是不利于我作为职业翻译而生存，翻译小说不能养家糊口。常常因地处偏远，做翻译的机会得而复失。有时候从别的城市回来，因赶不上末班车被困在柏林。所以，为了生存，我决定重返柏林。

找房子要有耐心，急不得。常有看来不错的机会眼看着又丢了，但别生气，只当作不该到那儿去住罢了。我们得到现在这套房子，一切都很顺利，可谓“一见钟情”。第一个感觉就非常好。它地处柏林市中心亚历山大广场北面。南窗对着论坛旅馆和电视塔。仰望空中白云飞渡，立刻有一种“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感觉。周围四通八达，楼下就是200路100路340路公共汽车和2，3，4，5，6，8，15路有轨电车车站，步行5至7分钟可到亚历山大广场乘地铁U2，U5，U8和各路城市快车（S-Bahn）以及区间火车。正适合我立刻出行。搬家时也有许多朋友相助，连车带人，一点儿也没让我们发愁。面积虽然小些，但很舒适。因为交通方便，所以这里也就马上成为国内外朋友们暂时小憩的中间站。两年来，来自世界各地、令寒舍生辉的人物至少也有上百人次了。方便别人，自己方便，所以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朋友热情招待。也许是好风水带来了好运气。刚搬进新居不久，翻译的活儿便纷至沓来，应接不暇，2000年的收入几乎是往年的若干倍。现在，甚至还有人主动给我妻子安排了工作、办了医疗和养老保险。

我说找房的第一个感觉很重要，有反面经验为证。感觉不好而又勉强搬进去会倒霉的。比如1992年在瓦滕晒德的那次搬家，当时一看就不好。房子处在街道的尽头，虽然距离下一条路不远，但街道在那儿形成一个死胡同。当时确实有许多不得已，本想摆脱困境，不再麻烦朋友，结果却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我决定尽快搬家。

1993年10月，偶然的机遇把我带到柏林，改变了我在德国的生活。一年后，机会又把我引向菲尔斯滕瓦尔德。那以后的几年经济上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我重操翻译旧业，不再靠卖苦力生存，每月有三、四次口译的机会，便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费的支出。因此我赢得了大量的时间，“行我所愿”——做我愿意做的事情。在那里，我确定了以后的生活方向：做自由职业翻译，靠一支笔，一台计算机和一张嘴，自立于这个社会，当个彻底的自由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能吃饱肚子，交得起房租，就集中精力翻译德国文学名著，以不辜负导师当年对我的殷切希望：“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回万古春。”（杜甫诗）——这是我离开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到外交部西欧司时，导师冯至给我的临别赠言。我知道，献身文学翻译只能是理想主义的事业，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我在知天命之年，靠做一些口译、笔译糊口，把主要精力献给几乎不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德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享受着相对充分的（不是绝对的）精神自由，取得了德国法院宣誓翻译的资格并被接纳进德国翻译家协会（BDÜ）。

这第十四次搬家，改变了我的经济状况，社会交往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在去年柏林电影节上，忽然与十七年前的老朋友莱布尼茨协会会长施普莱茨先生重逢，从此他便成了我家的常客。不久又恢复了和老朋友、原柏林爱乐乐团第一小提琴斯特恩先生的往来并立即敲定翻译出版他的传记事宜。接着我们共同努力，在伯尔基金会资助下邀请了中国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翻译，我陪同他们拜会了柏林艺术科学院院长康拉德博士，议员巴特尔和副议长弗尔默博士。还游览了名城魏玛，参观了歌德、席勒故居，会见了魏玛德国古典文学研究院院长……如果不是这次搬家，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搬家的好处还有很多。搬家可使人长见识，增阅历，结交新朋友，认识社会。

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不计报酬地帮助别人，是人最珍贵的美德。刚来德国时，我曾经在科隆画家曹伊默的画室里住过两周。然后，我的教授帮我在一个德国人家里找到一间房，画家和教授一起把我送到那里，画家还立即为我交了房租。那家德国房东非常友好，每天让我和他们一起吃早点。一个月后，我搬到学校客房，那家房东又接纳了一位中国人。周末，房东请我回去吃饭，于是我就认识了那位新来的同胞苏中波。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1992年秋天，我没找到房子之前就住在他的客厅里。为了不麻烦他，我在科隆找到一份工作，他用小汽车把我送到科隆。两周后我离开科隆又回到他那里。那天正发愁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名叫朱丽叶的女大学生，她毫不犹豫地帮助了我，把我的全部家当装进她的小车。她在波鸿大学学习汉语，家住恩格斯的故乡乌泊塔尔。在科隆，我还多次得到德中友协吴红玉女士的热情帮助……

说到在搬家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我尤其不能忘记赫尔纳的另一位德国房东。1991年，我住在他们家里的时候，他们待我如同家人，还帮我洗衣服。半年之后，为了让我妻子和儿子来探亲，我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找到一套房子，要从他们家搬走，他们不但帮我搬家，那家老人夫妇俩还给我买了电灯、窗帘并亲自开车去帮我装好，挂上，让我特别感动。教授的秘书夫妇开车把他们不用的被褥、餐具送到我的新居。

人之相交有多种：心有灵犀，为神交；恬淡如水，为君子交；年龄悬殊，为忘年交；能解囊相助，堪称信交；解囊不许言谢，可谓至交！我和苏中波的友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我们并不同行，相识在同一位德国房东家。在波鸿的日子里，我曾经两次求助于他，他都是立刻亲自送到，帮我排忧解难。后来我去了柏林，他去了荷兰，虽然很少见面，但常有电话联系。1995年，他邀请我去他那儿过圣诞节和新年。1996年秋天，他应该从阿姆斯特丹到柏林东面的小城闵兴贝尔格开会，因患重感冒本不想来了，但一看地图，发现会址就在我住的小城附近，便毫不犹豫地飞来，多半是为了看我。那一次，他看到我仍孤身一人，四壁空空，只有一部电话传真机，一台计算机，一张写字台，一个床垫，经济状况虽未有明显改善，但仍然孜孜不倦地译书并编辑那份微不足道的《雪泥文学》不定期小报，临走时，慷慨地将一千马克放在桌上，说是对我的支持，不得推辞，不要归还！——我无言以对！他那充满稚气的微笑，他那豪侠的义举，具有一种难以抵御的威力！我知道，这是一份崇高的情谊！这样的情谊山高水长，日月同辉！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唯有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才对得起这样的朋友。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应该感到幸福了。

能认识这样多助人为乐的朋友，我简直要归功于频繁的搬家了。

身在柳暗花明处，不忘雪中送炭人！

再谈搬家，想起以上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众多朋友，搬家过程中遇到的一切不愉快的人和事，都化作片片浮云。

2001年4月28日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