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焚书

火是人类的一大发明，书是人类的一大发明，焚书也是人类的一大发明。

人类首先学会用火烧烤食物，发展出丰富的食文化。但与此同时火也被当作武器，世界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中就有一篇“火攻”。

人类继而学会用书记载思想，然而思想不可能一律，无论是谁，只要想使思想“顺者昌、逆者亡”，便可能有焚书之举。

两千年前，秦王赢政经过十年征战统一中国，自称秦始皇帝之后，一方面颁布新法，废除分封，统一度量，使车同轨、书同文；另一方面却又专任狱吏、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命人四处寻觅长生不老之药。

儒生方士对其暴行提出了激烈批评。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奏议，将民间流传的秦以外的《史》、《诗》、《书》和百家之言通通烧掉，有敢私议者杀，敢以古非今者灭族，见之不举者同罪，只有医药、卜巫、农耕、种树之书可以保存。翌年，又活埋了四百六十名儒生方士。这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

西方人也懂得焚书的功用。六百年后，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发圣谕，焚烧了被视为邪教的基督教《圣经》。七世纪，阿拉伯的多神教信徒与犹太教教徒焚烧了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十五世纪，科隆大学受命焚烧了异教的邪说。十六世纪，教皇亚历山大要求严密监视出版，凡是反对天主教的书一律焚烧之。1766年法兰克福焚烧异教徒的书时，市政要人亲临现场。1771年，法国人将异教徒的书堆成金字塔状焚烧。十八世纪的英国书报检查局下令焚烧的书足够建立一个大图书馆。1773年，德国人焚烧维兰的诗集时，歌德甚至随声附和。他在《诗与真》一书中有叙述。十九世纪初，即1817年，在宗教改革三百周年记念时，莱比锡的大学生也焚了书，其中有犹太作家的书，也有德国作家E.T.A.霍夫曼的《跳蚤师傅》。

西方的焚书，早先起因于宗教之争，将焚书视为对异教徒的惩罚，到后来才具有政治的性质，这就是1933年法西斯德国的焚书。

1933年5月10日晚九时，数千名身穿冲锋队制服的柏林大学生开始进行火炬游行。他们在鼓乐队引导下，穿过勃兰登堡大门，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向国家歌剧院广场进发（现名：奥古斯特·贝贝尔广场）。广场中间早已堆起了巨大的柴堆。从各大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室查抄的“非德意志精神”的书籍已经用大卡车运到。旁观的群众在学生们周围挤得水泄不通。聚光灯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摄影机已对准临时搭起的讲台。宣传部长、小个子戈培尔开始声嘶力竭地演说了。在他极力夸赞了一番大学生的“爱国”行动之后，兴奋的大学生们唱起歌，高呼口号，将一叠叠书籍——马克斯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左翼自由主义的、忠于宪法的书籍——纷纷投入火堆！涉及作家学者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著名的德国作家二十四名，包括马克思、雷马克、凯斯特纳、图霍夫斯基、曼兄弟等。在这二十四位著名作家中，唯一目睹了这场罪行的是讽刺小说家埃利希·凯斯特纳。

在同一天晚上和此后的日子里，德国另外一些城市也演出了同样的一幕！转瞬间，德国一万多个图书馆的总共三千万册图书化为灰烬。德国文坛变得一片死寂。作家面临的选择不是流亡、便是死亡。书店和图书馆里堆着的则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戈培尔的《为柏林而战》。

然而，那还仅仅是这场历史上空前浩劫的开始。正如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1820年创作的悲剧《阿尔曼索》一剧中所写的那样：

阿尔曼索：我们曾听见，在格拉那达市场中央，可怕的西门涅斯——提起他，我的舌头就不听使唤——正把古兰经投入火堆！

哈桑：那只是序幕，在人们焚书的地方，总有一天人也将被焚身！

果然不错！继焚书之后，便是六百万犹太人在集中营的焚尸炉中被焚！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究竟是人类过于健忘呢，还是天道如此？

为了提醒世人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有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一再用各种方式警告世人。就在法西斯德国焚书之前两年，一位在维也纳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又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再次旧事重提。这部小说开始叫《康德引火》，出版时改为《迷惘》（1931年），作者是艾利亚斯·卡奈蒂。五十年后，作者因这部小说获得1981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迷惘》描写一位爱书如命、不谙世故的汉学家，只知为学问而学问，在现实中处处碰壁，最后导致精神失常，自己点起火与失而复得的两万五千册藏书同归于尽。当他在心中与假想的敌人斗争时，面对自己的图书大军，曾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说，历数人们都非常尊重的东方古国在秦朝的焚书恶行。最后他对自己心爱的图书说道：

“我知道你们一想起焚书的日子就心有余悸，害怕另一些人会仿效此事。我并非存心不良，缺乏感情，非要向你们述说你们光荣历史中这些血的耻辱。不是，我只是要你们清醒过来，请求你们给予支持。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武装自己，去对付可能出现的危险……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是的，没有发生的事情，这部书出版两年后发生了，而且规模空前。焚书、大屠杀、战争接踵而至。法西斯德国给世界、给人类制造的苦难可以说是史无前例。1945年以后有人说，这样悲惨的历史教训太深刻了，至少在德国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了——然而，事实雄辩地说明，希望仅仅是希望而已。1965年10月，新教的青年小组在杜塞尔多夫——德国诗人海涅的故乡——莱茵诃畔，焚烧了所谓有伤风化的书，其中包括法国作家卡缪、萨特、德国作家格拉斯、凯斯特纳的书。令人惊异的是，凯斯特纳的书在作者有生之年竟又一次被焚烧。更令人深思的是，那些青年人根本没有读过那些书，幼稚的青年人总是被人用来当枪使。

考察焚书的性质，大致不过三种。一种是政治性的，一种是宗教性的，再一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个人的焚书行为或者是报复，或者是不满意自己早期作品的浅薄，或者是情人的失恋、爱人的死亡，不愿把往日的记忆长久保留，因而含泪付之一炬。《红楼梦》中黛玉焚稿诗，那感天动地“一弯冷月葬诗魂”的一幕，即属于这种情况。宗教性质的焚书就大不同了。作为对异教徒的惩罚，除了焚烧所谓鼓吹异端邪说的书以外，往往涉及到人，使许多人为了信仰而殉身。迄今仍在逃亡中提心吊胆生活着的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诗迪就因为一篇小说触及了伊斯兰的教义而被判处了死刑。当然危害最大、最深、涉及最广的是政治性的焚书：当权者为了维持其独裁，会不惜一切代价压制异己思想，把异己分子置于死地。秦始皇是这样，希特勒是这样，一切独裁者都是这样。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政治性的焚书，虽然时代不同，但结果却是一样的。焚书者虽得计于一时，但很快就会自食其果。两千年前，秦始皇死于非命，秦王朝二世而亡，创议焚书的宰相李斯后来也被腰斩于咸阳市。希特勒与戈培尔也在法西斯德国灭亡之前自杀，（据1993年2月20日德国各报刊登，希特勒是在1945年4月30日被击毙，其头盖骨存在莫斯科国家档案馆里），其千年帝国梦只做了十二年。

书，从它一诞生，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权势和手段也不再能把它彻底消灭了，正如思想不能被消灭一样。竹简时代的书尚不能尽焚，更何况近现代印刷术的突飞猛进。众所周知，就在希特勒焚书之后不久，德国流亡作家A·坎托洛维奇就在巴黎创建了一所被焚书图书馆。

难道历史上的独裁者不懂得书可焚，但不能尽焚，亦不能禁止人们思想吗？非也！他们不过是想借此手段延长自己的存在而已。但他们始料不及的是，结果恰恰相反，不但没有延长他们的统治，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历史上尽管有文字狱，然而秉笔直书敢于直言的诤臣、猛士仍层出不穷。明朝的李贽即是一例。他在政治上敢于标新立异，大胆批判正统观念，后被人诬告入狱并被迫害而死。令人敬佩的是，他明知自己的思想学说不合时宜，付梓后可能会遭到排斥，所以干脆给自己的文集取名为：《焚书》和《续焚书》，意思是“当焚的书”，何其壮哉！
政治性的焚书将来会不会发生呢？谁能断言将来不会发生呢？所以，常常向当权者们敲敲警钟，告诉他们不要把言论自由当作骗取人心的手段，也许是减少历史悲剧重演的较为有效的方法。

1993年5月于德国 原载《莱茵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