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对于有为者并不默然1！

李士勋

2004年10月19日上午11点， 奥地利共和国联邦议院议长哈泽尔巴赫阁下，在国会大厦里一个挂满历届议长画像的小会议厅举行隆重仪式，代表奥地利政府授予中国历史学家和日耳曼语言文学家、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副院长杜文棠教授“阿图尔·冯·罗斯托恩奖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彰他为奥中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我国驻奥地利大使卢永华以及奥地利外交、文化等各界人士 40多人出席了授勋仪式。

哈泽尔巴赫议长表示她“非常高兴，可以向在座的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因为能向一位有功之人为他的工作表示敬意，总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杜文棠教授以他的翻译为奥中友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工作对这种友好关系、对在和平基础上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恰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除了翻译了佐尔纳、苏考尔和卢德维希·波茨曼协会的著作之外，他还始终是奥中对话的一位重要谈话伙伴。”哈泽尔巴赫回忆了杜文棠教授在北京罗生特医生展览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今天能在这里向杜文棠授奖感到特别高兴，她说，“杜文棠教授用他的作品在距离遥远的两个国家之间不断地架起桥梁，为此应该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

奥中友协常务副主席卡明斯基教授致颂词，他高度评价杜文棠的渊博的中国历史知识，称赞他“是一位具有优秀传统的学者。”卡明斯基教授深入奥中两国关系史，对阿图尔·冯·罗斯托恩和两国共同历史上的其他有关人物作了说明。然后，他简单地介绍了这位北京的大学教授的生平。最后用“开卷有益”这句中国成语结束了他的讲话，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能够经常打开杜文棠的书。”

杜文棠教授用汉语和德语两种语言致答辞。然后，哈泽尔巴赫议长亲自把“阿图尔·冯·罗斯托恩奖章”和一大束的鲜花授予杜文棠教授并握手向他表示祝贺。

奥地利议会新闻及其因特网网页和多家报刊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作为杜文棠教授的学生，我荣幸地出席了这个授奖仪式并为自己的老师获奖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杜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七十年代后期，从河北保定调进北京，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专门研究二战史和纳粹意识形态，兼顾奥中文化史的研究。

二十五年来，他先后到联邦德国、奥地利、前民主德国、瑞士、匈牙利、捷克、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等国进行过十多次学术考察和研究，或参加国际会议，回去后曾多次作报告。

这期间，他独译、合译、主编有《奥地利史》、《奥中关系史》、《中国的大时代》、《奥地利历史文化丛书》（其中一部有关杜承荣和瓦格纳女士的恋爱故事已被改编成电影），编校出版了瑞士现代平民教育之父、教育家《裴斯泰洛齐选集》（两卷本）等。《中国的大时代》一书曾获2003年中国引进类优秀图书奖。

这期间，他参加过多次国际史学、二战史和欧洲汉学会议，发表过很多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如《纳粹思想和组织的演变》、《中国对文化交流的传统认识和最新趋向》、《李德其人》、《千古文章未尽才——悼挚友费路教授》和《寒凝大地发春华》等。有的论文德文本还被刊登在德国的学术刊物上。 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绝响重唱》一文，使被淹没六十年的德国著名作家安娜·西格斯与中国革命家传奇女杰胡兰畦的友谊公诸于世。

这期间，他参与组织过多次学术会议，如：“二战史国际研讨会”，“反法西斯及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中原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安娜·西格斯百年诞辰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和“丹阳书院成立大会暨学术会议”等，还组织《胡兰畦回忆录》等著作的首发式。

翻译一部书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只要把精力集中投入该书，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容易的一两年，有难度的三五年，多了说“十年磨一剑”，总是能够大功告成。相比之下，组织许多人参与翻译的大部头著作或者一套丛书，组织一个学术研讨会，沟通两国与多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以促进国际上友好关系的发展，那就要困难得多，不仅需要能力和威望，还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做很多不留痕迹的工作，甚至要做很多无用功。这是一种像戏剧或者电影导演那样的、但却得不到导演那种荣誉的工作。杜文棠教授深知这样的工作不可缺少，总要有人来做。所以他能够长期的默默奉献，不求闻达，不计报酬。熟悉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从来不向朋友们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即使朋友们为了他的工作给予他应得的报酬，他也大都拒绝。比如，九十年代初，瑞士的朋友们为他编校 《裴斯泰洛齐选集》（两卷本）的繁杂而又细致的工作执意要送给他一台计算机，但终于还是被他婉言谢绝。德国画家曹伊默夫人在北京举办画展期间，曾经到他在西单新建胡同的斗室拜访。她发现杜老师的自行车已经破烂不堪，十分担心他的安全，赠送给他200块钱，希望他买一辆新车，因为他一年到头顶风冒雪地穿过半个北京城，很辛苦。他实在盛情难却，只得收下。但最后他用那笔钱买了两个书架，至今仍然骑着那辆旧自行车。

在业务上他对自己的要求严之又严；对待朋友则热情有加，来者不拒，十分慷慨；在生活上则简而又俭。他的家具还是文革前结婚时单位给的二屉桌和小方凳。他使用的漱口杯还是四十年前的、如今已经伤痕累累的搪瓷缸。他的居室还是当年的水泥地，石灰墙。现在这样没有装修过的房子在北师大如果不是唯一的，也决不会很多。他对吃的要求那就更低了。无论是在德国朋友家，还是维也纳外事局官员请他在高级饭店，请他点菜，他的回答永远是一句话：“面条”。这已经成了朋友们的笑谈。

大凡伟大的人物，生活能力都比较差。牛顿煮鸡蛋把闹钟放进锅里，陈景润走路撞在树上……诸如此类的名人轶事，已经众所周知。可是，杜老师在科隆邵伊希教授家雪夜赏月走下平台（幸亏不很高）摔伤了腿，在自己家里站在小方凳上打蚊子摔伤了胳膊，在维也纳的旅馆里找不到被子和衣而睡半个月之久……，除了朋友小圈子之外，可能并不为世人所知。我与他师生关系虽然已经四十年，可还从来没有像这三个星期那样日夜生活在一起，那样推心置腹，谈得那么多、那么深，因此我也就更加钦佩他，同时也更加敬佩他的夫人张敬铭老师。她能如此充分地理解并支持如此痴情于事业的丈夫，也同样伟大。

10月20日晚上，杜老师从维也纳乘飞机返回北京。分手以后，当晚我也乘火车返回柏林。在火车上，我反复思索着杜老师的获奖和他走过的路程，既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又为他感到惋惜。感到高兴和欣慰的是他的品德、他所做的工作和已经取得的成就终于得到了“这个世界”的承认；感到惋惜的是，本来他可以成就更加辉煌的事业，对国家和人民、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假如……

杜文棠，1935年生于河南陈留。父亲曾当过学校工友、教员。未几，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家流亡豫西。五岁丧母。光复以后返回老家。先后在项城、淮阳、陈州等地上小学。1947年后，家乡陷入内战，辗转就学于许昌、开封、商丘，1948年随校南迁，被困于徐州。淮海战役爆发后，经江淮地区、南京、至浙江义乌。1949年4月，经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入四川。曾短期在国民党127军学生队就食。12月，127军在川北木门场起义后编入华北野战军，又转入周士第部第18兵团。后调入重庆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教导总队二大队四中队（学生队），参加文化宣传工作。1950年底奉命复员。转年考入河南省开封省立高中。旋即参加中央人民政府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南方分团（团长谢觉哉）鄂豫皖分队（队长吴芝圃）。在大别山慰问宣传期间写了不少快板诗，收集四方面军时期的民歌。1952年参加土改复查。195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文专业。

由于童年和少年时代充满了辛酸和动荡，所以他特别珍惜青年时代能够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读书。他的勤奋努力很快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6年，他就开始翻译海涅、歌德、布莱希特、魏纳特的诗歌，也写诗并发表文学评论。两篇评艾青诗的文章：“评《吹号者》”和“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获得好评。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参与编辑《桥》、《北大诗刊》和《红楼》2（双月刊），成为“红楼诗人”之一，同时主持“北大诗社”活动，先后邀请过艾青、田间、李季、谢冰心、吴祖光、光未然、何其芳、公木、牛汉、邵燕祥、王亚平、臧克家、沙鸥、冯至、俞平伯等名流讲学作报告。其中一次请张光年（即光未然）讲述《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过程，配上音乐和演唱，搞得非常成功，因此他被评为优秀社团干部，很快被吸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7年，杜文棠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被指定为教研室行政秘书，经当时的系主任冯至先生推荐，兼任《文学评论》杂志通讯评论员。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在张元勋写出“是时候了！”3、江枫写出“向左、向左、向左！”的同时，杜文棠写出了“我的兄弟、我的姐妹4！”被登在校刊和《红楼》上。

1958年，杜文棠报名参加首批干部下放。不久，奉调回校参加“双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10月奉命带58级学生到京西矿区进行教育革命。年底考取北大西语系德国文学研究生，导师即西语系主任、诗人冯至教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与导师冯至和另外几位教员一起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很短时间内编写出《德国文学简史》，同时译出广播剧《扬子江》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1960年初，他开始对时局持有不同看法，对“反右倾”、“三面红旗”产生抵触情绪。

1961年回河南探亲，目睹了困难时期农村闹饥荒的惨象，写出有代表性的诗“布谷呵，布谷！”曲折地反映了他心中的痛苦。“你的歌声像黑夜一样悠长”，隐喻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无奈心情。在国际问题上，他不赞成《九评》的观点。因此在西语系内受到批判，但还没有被戴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1963年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魏纳特的生平与创作》。其中关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部分，有人认为反映了卢卡契的修正主义观点，因此在毕业分配时遇到困难。当时，中科院文学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兰州大学都想要他，但却遭到系领导的拒绝。后来他被胡乱分配到冶金部地质研究所任情报翻译。因为学用不一致，教育部认为分配不当，遂重返北大待分配。年底被调入中共中央调查部，奉命参与筹建国际关系学院德文专业，任教研组组长。

1964年，新生入学，他把全部热情和学识倾注在我们德语班十八名学生的教学中。

1965年，杜老师结婚，夫人张敬铭，北大俄文系教员。在人生的旅途上，这正是他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时光。

也是命途多舛。这时候院人事处掌握了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曾表示出对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和“三面红旗”有抵触情绪，对当时“突出政治”和学术批判（批吴含、邓拓）也表示难以接受，因此被列为内定的“有问题人物”。“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就被组织抛出来，接受批判。1967年他被宣布为群众专政对象，翌年又被隔离审查即“关牛棚”达五个月之久。

1968年，专案组对他的问题进行外调审查。因为除了上面提到的问题之外，再也找不出他有什么问题，所以学院于1969年宣布他被“解放”，让他参加“斗、批、改”。

1970年，随国际关系学院下放河北饶阳插队劳动。十月，他赴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北大干校所在地探望夫人张敬铭，途中写出长诗“车行记思”，纪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在北大干校，他应北大之邀，写出声讨聂元梓的长诗，被多次集体朗诵演出。

1971年，他奉命一边劳动一边参与筹建河北外语专科学校。1975年，筹建中的“河北外专”解散，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员被打散分配。杜老师作为小语种的教员被挂靠在河北大学，任大学直属编译室德语组组长。此时此刻，他心潮澎湃，抚今追昔，痛感光阴流逝，一事无成。在《夜登冀州城楼》一诗中，他写出了自己万分焦灼的心情： “困学冀州春复春，闲来废垣每登临。……千秋不尽英雄泪，万古缠绵志士心。当空河汉益斑斓，伫立不觉露沾襟。”

1976年，粉碎“四人帮”，万众欢腾，举国上下，百废待兴。杜文棠出差北京，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翻译《奥地利史》。他承担了最难翻译的古代史部分，开始废寝忘食地工作，希望夺回那被虚度的荒唐岁月。虽然他还不能尽情地一展才华，有所作为，但总算可以掏赤子之心，以己所学，为国家和人民干点有益的事情了。

1978 年，国际关系学院的第一批教员被调走。他在北大时的导师冯至5得到消息后，立即写信给邓力群，要求调杜文棠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但却被河北省革委拒绝。后来胡乔木、邓力群通过当时的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以组织部名义，几经周折才把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因为副院长周扬建议应率先翻译史学名著，所以他没有进外文所，而是被安排到世界历史所，参加外国史的翻译工作。

1979年，山西省通过梅益借调杜文棠筹组山西大学德语部。……这时候，杜老师心中有了一种重新被重用的感觉，因此在“西北记行”、“车过娘子关”等诗中纪录了自己当时思想感情的变化：“惯于奔驰度长夜，又感雄关风露寒。浩劫十载山河在，颠倒乾坤初转旋。”“……漫道荆天棘地，浩荡铁流谁挡，驰驱应无前。”其激越心情，溢于言表。

1980年，他奉派赴德国哥廷根外院进修。那是他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德国。半年后他便以优异成绩在高级班毕业。接着，他即以教授身份前往慕尼黑和科隆等城市进行学术考察。同年底，他作为筹备会两主席之一，筹备德国史研究会（熊伟为会长）再次去德国参加研究工作。任务一个接一个地到来……

在这二十五年里，杜老师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为中德、中奥、中瑞等国学术交流所作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有很多是看得见的，可是，更多的是看不见的。今天，奥地利共和国哈泽尔巴赫议长代表该国政府授予第一位非政府官员——学者杜文棠教授“罗斯托恩奖章”，这除了表彰他所作的特殊贡献之外，我想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进一步揭示并证明了巨著《浮士德》中那两句诗所体现的深刻含义：

“人是只须坚定，向着周围四看，

这个世界对于有为者并不默然。”

2004年11月23日于柏林

注1：标题借用歌德《浮士德》第二卷“子夜”一场浮士德失明前与忧愁女对话中的诗句：“人是只须坚定，向着周围四看，这个世界对于有为者并不默然。”（Er stehe fest und sehe hier sich um, Dem Tüchtigen ist diese Welt nicht stumm.）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北京

注2：《红楼》（双月刊）主编康式昭，编辑还有张元勋、谢冕、张炯、王克武、刘登翰、任彦芳、马嘶。

注3：后来，这首诗被认为是“吹响了右派向党进攻的进军号”。

注4：反右运动后期曾有人撰文“痛恨与同情——评杜文棠的两首诗”，批评杜文棠同情右派、丧失立场。指责他在《快回归革命大队》和《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两首诗中说“‘党今天当众刮骨疗毒'”是影射“党已病入膏肓”，是“诽谤！”

注5：1964年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去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冯至教授被任命为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