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阑更深思故乡

李士勋

柏林已沉沉入睡，楼下流水般的大汽车、小汽车、有轨电车和警车都销声匿迹。隔着窗帘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电视塔上的信号灯在福禄姆侯泰尔（FORUM HOTEL论坛旅馆）通红的字母上空不停地闪烁。三个多月来，我这里可谓宾客盈门，热闹非凡。现在他们都各自返回故乡，妻子也因母亲病重回京。这大都市中心的小楼上，突然变得如此宁静，以至于十分贝的计算机噪音也显得格外响。那噪音嗡嗡哇哇地撞到水泥板墙壁上屋顶上，产生阵阵回声，充满我的工作室，听起来很有些象故乡夏天湖畔那如雷贯耳的蛙鸣。我的心禁不住超过光速，飞到一万三千公里外的故乡。

故乡山水

中国民歌中最让我动情的有一首，开口就是：“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过了黄河还有三百里。……”每听到这支歌，哪怕是自己默默地吟唱一遍，泪也就会象决堤的河夺眶而出。可是，我的家并不在山西，而是在历史上一会儿属于山东一会儿属于江苏的微山湖东南角。因为那首歌唱的是背井离乡者的心声，所以对于少小离家者，不论你是什么地方的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这应该是那首歌永恒力量之所在。

地处山东境内的微山湖南北狭长，东南角有一重镇名利国，自古为驿站，故称利国驿，现属于江苏省。利国是津浦铁路必经之地。利国以北即属于山东，离孔子的故乡曲阜很近。微山湖也曾是梁山好汉聚义之处。抗日战争时期是铁道游击队活跃的地区。利国盛产铁矿，含铁量居全国之首。利国以西，有一半岛伸入湖中；岛上产铜矿，名为铜山，县以此山为名，曰铜山县。与铜山岛相邻的村庄有小黄山、厉家湾和窑山子。由此沿湖畔向西南望，可见三里之外有两座不高的山丘，就在那山坡湖水之间紧挨着三个村庄：东孙家，小王家，西李家。村以姓氏命名，说明几百年前在这里扎下根来的不过就是这姓李姓王和姓孙的几家人而已。我的家当然就在西边的那个小村里。站在家上的山坡望下看，房屋鳞次栉比，常常是炊烟袅袅。村下水平如镜，正前方的水中是那一字形伸入湖中的小黄山。小黄山西头，一片烟波浩淼。湖西是沛县，汉刘邦的故乡。夕阳西下，湖波泛金，归帆点点，大有王勃笔下的“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与长天一色”之景。

我十三岁就离开这个小山村到离家四十公里的徐州去上中学，住校，每个月回家一次。起初想家，每天晚上哭，后来渐渐地习惯了，有时候一个月，有时候半个月回家一次。六年之中，不知回过多少趟家。到北京上大学以后，也是放假必回。再后来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接着分配到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穿上军装，在几字形黄河顶上河套平原带城市知青战天斗地，1972年调回北京，被派到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当翻译，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留外文所，只要有探亲假，也总是回家。即使出国以后，只要有机会回国，也必然要回故乡那个小山村看看。父母去世以后也没有改变。最后一次回故乡是1999年春节之后。应该说，到现在间隔时间并不长，可那里依旧是梦绕魂牵。假如要我说说这四十二年来究竟回过多少趟家，真的已经数不清了。

有人对我这样频繁地回家大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把这一生中几乎全部节余都买了火车票、飞机票？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只能说：那种吸引力物理学无法解释，只能借助于心理学。或者说，因为那里是我的根，是我的出生地，是生我养我给我最初印象的地方。我觉得那里的一草一木，我登过的山，趟过的水，坐过的、踏过的、碰过的每块一石头，都有一双眼睛，都有感情，我的心需要它们的抚慰，需要从它们那里获得营养，就象热恋中的情人，即使他或她一个眼神，即使仅仅听一听他或她的声音，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力量，更不用说那里有我的父母哥哥姐姐乡亲以及下一代、下下一代人。一句话：那里是我们家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是我的出发点。我不能忘记她，纵然她五十年来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我家最后的那棵枣树

解放初期土改时我家被定为贫农。听父亲说，我家祖辈是逃荒来到这里定居下来的。原籍何处，已经不得而知。所以我家那时候至少已是三代贫农了。解放前，父亲兄弟三人分家时，父亲只分得几亩贫瘠的山地，土改时略有增加。在我出生那年秋天，父亲才得以用两石麦子买了二亩地。因此我的乳名意思就是得以购置土地。那块地离我们村较远，土改时就不再属于我们家了。在我最早的记忆里，父亲干活时曾经带我去过那里。他让我坐在地头玩，不要乱跑。地头在一条大沟边。沟里水很深，沟边长满高高的芦苇，苇喳子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我就坐在地头玩土，听苇喳子唱歌，看父亲站在靶上，扬着鞭子靶地。他从来不会唱歌，所以我身上没有一点音乐细胞。可是，他赶牲口干活时哼的那婉转动听的号子，却让我终生难忘。我还记得，当时地上冒着热气，土地靶过之后，平平整整，靶齿留下一道道细细的痕迹，就象梳理过的女人的长发。后来还去那里收过黄豆。

除了那块地之外，东山南还有一块地，记得种过小麦和绿豆，我曾经挎着一个小箢子去摘过早熟的绿豆角。有时抓到一只大蚂蚱，会特别高兴地拿回家烤了吃。这两块地都是细长条，紧挨着别人家的地，似乎都是以播种不同的庄稼区分地界。第三块地比较远，在杏山之南，其实离村子也就是二三里地。有一年麦子丰收，互助组帮助收割，让我跟着去送饭。一路上，我不敢东张西望，只注意蜿蜒曲折坎坷不平的山路。走过时不时地惊起两边石头堆里和草丛里的蚂蚱，偶尔会碰到一只蜥蜴突然从小路上蹿过。我每每都会被吓一跳。收完麦子的地会很快堆起田垄，趁下雨天插上白芋秧，外地叫白薯或红薯。深秋收获时，用架在驴背上的驮篓将白芋驮回家，大部分立刻入窖，剩下的切成片，晒干，储存起来。

另一块地离家最近，就在附近的东山坡上，是一条细长的梯田，上下都是邻居的地。坐在家门口的石台上就能看见，大吼一声，也能听得见。即使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这块地也始终是我们家的自留地，所以我的印象最深。印象最深的原因还不止于此。

这块地东西长大约四五十米，地边都是父母亲年轻时手植的树，有二十几棵，其中有洋槐树，花椒树，楝树和枣树。最多的是枣树，枣树有的结长枣，有的结方枣，有的结圆枣。长枣只有红了才好吃，方枣大却不脆，但很稀少。圆枣最好吃，只要一发白就甜脆可口。这时候我会爬到树上，从枝杈之间寻找最先发白的又大又圆的枣儿尝新。七月小枣八月梨，九月柿子上满集。每到收获季节，父亲就用长竹竿打枣，母亲、三姐和我在树下捡，枣儿象下雨似的哗哗落下，掉在头上，掉在背上。高处枝头够不到，我就爬到树稍去摇晃。晚熟的小枣遗留在树稍头，将成为我们小孩以后比试的靶子。我们捡起小石子，向那空中的红点投掷。那击中靶子的喜悦，简直不亚于现在运动员夺得奥运会的金牌。枣好吃，但不能多吃，所以，父亲每年都要挑到利国驿去卖。有一年暑假，我邀请中学语文老师和班上几个最要好的同学到我家来吃枣，那位老师吃得第二天直拉肚子。

说起家乡的树，在北京长大的媳妇和儿子都不相信。1958年以前，我的家乡可不象现在这样到处光秃秃的。那时候，村里村外，到处郁郁葱葱。从十里之外的火车上，只要看到那片郁郁苍苍的树，便知道那就是我们的村庄。站在家上的山头向村里看，只见屋顶，看不到完整的房屋，因为房前屋后都是树。在我的记忆中，村里村外，两个人合抱围不过来的老槐树、楝树就有很多。夏天，它们亭亭如盖，是人们乘凉午休之处。此外树种也多，有杏树、桃树、枣树、石榴树，柿子树，楸树、皂角树、椿树、榆树……东山南、西山北多杨树杏树，杏山东、大山北多松柏，下河沿多柳树。家槐树、洋槐树，房前屋后到处都是。一到春天，洋槐花的清芬压倒一切，随风飘荡，会使人感到象喝醉了似的。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现在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房屋。我家在村东边，大门向东，开门是田，抬头见山。春天，杏花桃花盛开时，小鸟在树枝间跳来跳去，春雨过后的那种清新，整个就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那首诗。我也曾经拿着一把自制的弹弓打过麻雀，也曾经品尝过又大又酸的青杏。记得还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偷人家的柿子，不知道柿子揽过才能吃，结果被涩得满嘴麻木。

家乡的树深深植根我心里。

可是，有一年，全国自上而下，忽然兴起一阵狂风，狂风里透着兴奋。全国人民紧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到处都是这样的大标语，和现在的广告一样。到处口号震天：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放卫星！要赶英超美，没有钢铁不行，所以要全民大炼钢铁，砸锅炼钢，争取完成1070万吨的目标。全国上下，各企业事业单位，连中学校都支起土高炉，炼起钢铁。1958年我一进中学，就参与了这样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开学头一个月，天天和同学们一起拿着小锤砸石子，结果把教室里漂亮的大方青砖地全部砸得粉碎。一个小小的中学校也能炼出钢铁吗？重要的是敢想敢干！结果如何，可想而知。中学校炼出来的当然只能是一堆废铁。

那时候，我回家经过利国，看到利国南边一片小高炉日夜火光冲天！因为那里得天独厚，看着全国闻名的铁矿和韩庄炼焦厂。心想这才叫炼钢！学校怎么能炼钢呢？不久，学校也就正式上课了。就在这全国大炼钢铁的同时，全国农村兴起了一场人民公社运动，把农村的刚刚由初级社改成的高级社扩大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原来几个村一个高级社，现在又把许多高级社合而为一，变成一个人民公社。农民的一切财产统统归人民公社所有。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小队。记得有一天，忽然有一群人进了村，他们一边敲锣打鼓一边放鞭炮。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挂鞭炮，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高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篙，十炮加一雷的几千头炮鞭缠绕在竹篙上，噼噼啪啪，震天动地，从村东头一直响到村西头。我们一群半大孩子，兴高采烈地呼喊着跳跃着，跟在后面捡拾那些落地截火的瞎炮，然后剥开点着刺花玩。那就是欢庆人民公社成立。全村男女老幼不解地望着那场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运动，被裹夹着进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共产主义”的时代。

然而，紧接着的一些夜晚，就听见山坡上到处都是拉锯声。山上的树越来越少，不久东山北坡上就只剩下我们家的几棵圆枣树了。父亲舍不得锯掉它们，几年之后只剩下一棵，也就是我最喜欢爬上去的那棵。以后，每年不等枣成熟也就被路过的行人打光了。但是，它依然孤零零地在山坡上立了许多年。

1970年春节，我从部队农场回家探亲。那十几年中，我们家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因此房屋虽然增加了两处，仍然不够。我回去没有地方住。父母亲决定在他们住的那两间堂屋东头再接一间。父亲和哥哥们早就在备木料，拉石头，买石灰，我一回去就请人动工。这时候才发现当屋脊的木料不够好，可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木料。父亲和哥哥们商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伐我们家最后的那棵枣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当晚，他们就把那棵枣树扛了回来。房屋很快建成。可我们家最后的那棵枣树却永远不会复活了。从此，东山坡上的树木也就彻底被扫光。以后，每次回家我都要到山坡上转一转，默默地怀念我们家的那些树。

现在，山坡上的土大量流失，几乎只剩下一片沙石。虽然政府年年号召植树造林，但却年年不见树木成林。

啊，我那贫穷的故乡！

第一个不眠之夜

很多人都有过不眠之夜的经历。我的第一个不眠之夜是1964年8月25日。

七月中旬，我在徐州参加完高考之后，就立即响应党的号召，学习董加耕，回乡务农去了。对于能否考上大学，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那天，我和生产队里的社员一起在高粱地里干了一天活，刚吃过晚饭，坐在门口的席子上扇着扇子乘凉。父亲坐在石台上抽着烟，烟袋锅一明一灭地闪着微光。母亲哄着小孙子玩。盛夏的晚上，繁星满天，乳白色的银河正从上空斜着流过。小孩们横七竖八地躺着，比赛着一遍又一遍地背诵那代代相传的儿歌：“勺子星把子星天打五雷星谁能说七遍到老不腰疼；……”我心里想的却是“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那首诗。这时候，我看到一个黑影正匆匆地向我们走来。

“北京来信了！”老远，我大哥就兴冲冲地说道。

“什么？”我急忙走过去，接过大哥手中的信。心跳加快！走到煤油灯下，看到北京外交学院分院录取通知书上写着“兹通知：李士勋同学已被我院录取，请于八月三十一日前到我学院报到”。喜讯传来，大家都异常高兴，左邻右舍听说后都过来贺喜，消息很快传遍全村。因为这不但是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过的事，在我们这方圆几十里的农村，也是从未有过的新闻。考上大学，而且是北京的大学！父亲母亲自然都乐得合不拢嘴。
“学生、学生地喊了十几年，让您喊出一个大学生！”快嘴的堂嫂笑着对我母亲说道。
“北京在哪里？”天真的侄儿问。“在北边呗。”“离咱们这儿有多远？”“可能有一千多里吧。”“好家伙，一千多里！……北京什么样？”侄儿又问。没有人能回答上来。谁也没有去过。大家只知道北京过去是皇上住的地方，有金銮殿。现在是毛主席刘少奇住的地方。在农民的心目中，北京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

我的心也早已飞向那遥远的地方。后来大家又说了些什么我全不记得了。夜渐深，大家凉快透了，累了一整天，纷纷回屋里睡觉。我也回到老西屋外间的床上。那一夜，我兴奋得很，想了很多很多。

那时候，我父亲南面最远只到过徐州，北面最远到过山东峄县。他年轻时曾和别人一起夜奔徐州，送微山湖的鲜鱼，到峄县挑过盐。我还记得老西屋屋梁上放着他用过的那根两头翘起犹如月牙的扁担。母亲最远到过新沂县。新沂在徐州东面。那是1957年，母亲带着我去看我二哥。我二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来后驻扎在那里。那也是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上大学，对于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父亲母亲来说，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他们心中没有什么明确的让儿子“读书作官”、“光宗耀祖”的念头，他们只希望最小的儿子、我们家的第一个小学毕业生、第一个中学生将来能够有出息，不再象他们一样，也不要象我的两个哥哥那样靠卖力气吃饭。所以，即使在最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也没有丝毫动摇过让我上学的决心。他们省吃俭用到了不能再节省的程度。母亲养的母鸡下的蛋，自己从来舍不得吃，总是卖给挑担的小贩，除了打醋买盐之外，把钱都积攒下来，等我临走时，悄悄地从褂子小襟口袋里掏出那卷在小纸包里的几毛零钱，塞到我手里，一句话也不说。她一向不会说话，总是默默地干活。父亲除了干地里的活，还养几只山羊。他利用一早一晚和劳动休息时间割草，背回来给羊吃。每到年终，羊肉膘肥时候就牵到利国集市上去卖。那时候，他每年的劳动工分除了口粮钱只能分几十块钱，刚刚够每人做一件新衣裳，买几斤猪肉，办点年货。那时候，每人每年只有七尺布票。

我之所以能上完中学，完全是因为我有两个当工人的哥哥，单靠我父母亲这样的农民是不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中学的，尽管那时候伙食费每月也只有七八块钱。我大哥在利国铁矿工作，二哥转业之后在四十里外的煤矿工作。他们的工资都只有三十多块钱，各自都有家庭和子女，尽管如此，他们都每月拿出三五块钱给我，嫂子们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这就保证了我能够安心地上完六年中学。大哥没进过学校门，二哥上过两年小学，因为生活困难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体检一过就开赴朝鲜前线。二哥参军以 后，每次往家里写信都要叮嘱我好好上学，努力学习。我上高小时，他给我寄过一支关勒铭的金笔。我爱不释手。有一天做值日，到井台打水，不小心钢笔掉到了井里。我哭得好伤心。晚上放学回家，眼睛都肿了。母亲问我是不是和人家打架了。我只是摇头不说话。当我说明原因时，父母亲都没有责备我，还直安慰我。有时候，我哥哥没有回来，父亲就去邻家为我借钱，让我第二天回徐州。哥哥有时会把钱寄到我学校。他们偶尔到徐州办事，会把钱送到我的学校里。在我六年的中学时代，他们各去过一次。除了送钱，也还会给我带一包煎饼或者一件衣服，一双鞋。我每次回家，都会经过大哥工作的利国铁矿机修厂。每次他都会带我去工人食堂吃饭。工厂的馒头蒸得特别好，又大又白，比学校食堂的馒头好多了。即使有时赶上他倒班，他同屋的工友也会象我亲哥哥一样带我去食堂买饭。二哥所在的煤矿不顺路。我入团之前，支部让我去找二哥开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明，专门去了一趟。那是1963年3月21日。那天一到大黄山煤矿，二哥就先带我去洗澡，然后去食堂吃饭。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一顿连馒头带米饭我整整吃了一斤，菜还不算。

想到六年中学生活的艰难，想到即将去北京去上学，而且再也不用父母哥哥负担学费和生活费，心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总算熬出头来了。我尤其感到兴奋的是自己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实现了。因为我报考的这第一志愿，不但不收学费，也不象其它志愿（全是师范学院）那样只免收学费生活费，而且还有七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这就是半供给制啊！报志愿时班主任劝我，第一志愿还是报本省的师范学院有把握，但我迷上了那个学院二十三块钱的生活费，坚持没有改。

我兴奋得不能入睡，起来走到院子里。院子很小，顶多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东西屋是我们家，房子又矮又小，大人进出都得低头。南北屋是我伯父和叔父的家。本来是一家，父亲三兄弟分家以后，南屋门一堵另外开门出入，东西屋北头拉起一道墙头。原来的堂屋变成叔父家。为了给叔父家有一个放磨的地方，墙头往我们院子里垒出一道弯，因此院子显得更小。就在这个小院子里，西屋门口右边支着一盘磨，左边窗下是鸡窝。鸡窝前面是一个水缸，旁边是两只水桶。水缸后面从地下冒出一棵细细的洋槐树。西屋两间是父母亲和我住，东屋北间是二哥一家三口，东屋外间是锅屋或者说厨房，也是进出大门的通道。东屋墙根前支起一块青石板，算是石台，石台上面墙缝里插两个木楔，横放着挑水的带链钩的扁担。我曾经坐在这个石台上大声朗李白杜甫的诗和诵莎士比亚的剧本《汉姆雷特》。

此刻，夜晚静悄悄的，鸡窝里的鸡听到脚步声，警惕地发出咕咕的声响。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我抬起头，望着星汉灿烂的神秘夜空，想着它的遥远，想起母亲偶然说过的话：“好好上学，将来好远走高飞！”想到自己曾经在这小屋的煤油灯下抄写过的李白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煤油灯烧焦过我额前的头发，想着自己即将走出这个家门，走向遥远的北京，……呵，那个大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在磨盘上坐了很久很久。磨，是我们家乡家家必备的吃饭工具。我们的主食是纸一样薄的煎饼，圆圆的一大张，直径二尺八左右。“南征北战”的电影里有烙煎饼和吃煎饼的镜头。烙煎饼的工具是三条腿的鏊子和一片竹子刮成的又薄又长的竹披子。要烙煎饼，必须先用磨把粮食加水磨成面糊，把鏊子烧热以后，挖上一勺面糊摊在鏊子中心，右手用竹披子将面糊迅速而又均匀地摊开，从中心向右擀，擀到右边后翻转披子向左上推，推到左边再翻转披子向右下推，一直推到右边合成一个圆，剩下的面糊顺手一刮，放进面糊盆里。接着便鏊子底下加火。不一会儿，摊开的面糊周边翘起，用竹披子象裁纸刀一样从翘起的边上伸进去，划开三分之一，然后双手轻轻一揭，一张又圆又脆的煎饼就烙成了，顺手翻扣在右边的一张高粱梃子做的拍子上。煎饼可以是纯小麦做的，这种煎饼是上品，柔和又筋到。也可以是杂粮做的，高粱，黄豆，绿豆，也可以掺捣碎的白薯干。困难时期曾经掺过草种子，槐豆子。在我的记忆里，常常我一起床就看见母亲不是在推磨，就是一摞煎饼就已经烙好了。她总是天不亮或者鸡一叫就起来干活。推磨是最重的活，人民公社成立以前都是用驴子拉磨，驴子入社归公之后，任务繁重，推磨的活就只有人自己干了。每当我看着母亲抱着磨棍推磨，迈着一双缠过的小脚艰难地行进时，我的心就感到疼痛。所以，只要我在家，推磨的活就由我承担下来。因此，我围着这个磨盘也不知转过多少圈。可是和母亲及姐姐嫂子们比起来，那就微不足道了。以后到了北京，就不能再替母亲推磨了。

后半夜，暑气消尽，我回到屋里，嚣张的蚊子也渐渐撤退。直到天快亮时，我才慢慢地入睡。……

重温往事，寂寞的夜晚变得充实，不安的心灵得到抚慰。脑海里忽然涌出这样的诗行：“莫道寂寞难耐，此刻正好思乡。思乡莫断肠，写下与君共享。”我直了直胸脯，转动着僵直的脖子。我看到FORUM HOTEL顶上那十个字母仍然在燃烧般地放着光。